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著名学者。早年就学于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7年至1921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率先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主编《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50年代后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是现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为开创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吴宓毕生坚持古典主义的学术思想，他的比较文学观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古典主义的倡导者 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的影响。白璧德（Irving Babbit ， 1865 —1933 ）是美国“新人文主义”（NewHumanism）文学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哈佛大学讲授法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他提倡古典主义，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呼吁回到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去，强调文学在保存传统价值方面的作用。吴宓本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叶的境遇充满了忧虑，到美国留学后，他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白璧德的学说不谋而合，使他从白璧德的学术思想中找到了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话语力量。可以说，自留美时期起，白璧德的深刻影响就贯穿了吴宓的全部文学生涯。 吴宓1921年回中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努力吸收西方的思想，与传统守旧势力形成激烈对峙的局面。吴宓以在美国留学的亲身经历，认为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吸收。他指出：“今日中国文字文学上最重大急切之问题乃为‘如何用中国文字表达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旧工具，运用新得于彼之材料。’”（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他写于1928年的《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是一篇关于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文中介绍了法国“七星诗社”的文学主张，讨论了中国白话新文学运动与法国“七星诗社”运动的异同。“七星诗社”是16世纪法国的诗人团体，作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影响的文学革新运动的产物，其宗旨是：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学，提倡摹仿希腊拉丁作家，并以此作为借鉴，对法国诗歌进行革新。马莱伯（Francois de Malherbe，1555—1628，吴宓译作“马勒尔白”） 是法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以作品格律严谨和用词纯正著称，对“七星诗社”的文学主张持批评态度。吴宓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新文学运动与法国“七星诗社”运动所涉及的问题有共通性，二者都是要尽量吸收外来影响以创造本国的新文字新文学，因而前者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很像后者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Humanism）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实质上，两者却大相径庭，前者试图创新，而后者实为复古。据此，吴宓认为，中国的韩愈和桐城派更适合与法国的马莱伯相比：“韩昌黎提倡古文，而后世之桐城派严立义法，于各种不见于古书而不甚常用之字面，概不许阑入文中。此其注重纯粹之文字与精严之规律，与马勒尔白之主张亦多有合也。”（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在比较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作了归纳：“夫古今中西论文字文体者虽多，其结论要必归于明显雅正。已达此鹄，则美与用合一。而文字之能事尽矣。”（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因坚持其古典主义立场和受时代限制等原因，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一场革新运动与他所追求的“明显雅正”、“文字纯粹”和“规律精严”等目标背道而驰，是“芜杂零乱”，“漫无标准”：“解放之事尚未终，吸收西洋文化学术之功尚未成，而日常所见之书籍文报中，已有‘射他耳’（即satire ——笔者注） ‘幽默’等不能了解之名词，‘吹牛’‘呆膀子’等市井污秽之俗语，‘前提’‘场合’等误解其义之译辞。”他认为这是“支离破碎”、“迷乱心目”（注：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首发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后载《学衡》杂志第65卷（1931年），又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他甚至认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失之偏激，对中华民族有害，说他“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的道理，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0年。）今天我们来看吴宓当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可以发现其局限性十分明显。且不说“幽默”、“前提”和“场合”等词语早已在现代汉语中广泛运用，用现代汉语创作和翻译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已经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和肯定，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用吴宓当年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优秀作品也完全符合。 二、“溶铸中西文化精华” 吴宓的比较文学观植根于他主张“溶铸中西文化精华”的思想。20世纪初叶，中国经历着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险。吴宓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西方文化修养的基础上产生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大力提倡“保存国粹，倡明欧化，融汇贯通”，这也成了其比较文学观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收并蓄，相得益彰，诚能保国粹而又倡明欧化，融汇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0年。）。而这“融汇贯通”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则是创造和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学文化之精华而溶铸之，贯通之”（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0年。）。这里他所谓的“精华”即是指东方和西方的传统文化。 在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融汇贯通方面，白璧德始终对吴宓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白璧德认为，新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体现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中，体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也体现在以佛陀为代表的佛教教义中，他将此视为人类文化的精髓和医治现代文明疾病的良方（注：参见 Irving Babbitt: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1908.），吴宓在白璧德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宜予以上所言之四者为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0年。）吴宓力主对中西文化“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衷而归一之。”（注：吴宓：《沧桑艳传奇序文》，载《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为达此目的，他对世界主要文化体系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1.西方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2.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3.印度哲学与佛学传统；4.中国孔子哲学与儒家传统等。吴宓大力提倡的“博采东西，并览古今，折衷归一”这条准则，涵盖了他毕生从事的文学、文字、哲学和历史等研究，以及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等诸方面，在比较文学领域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他主张打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限，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具有的道德和伦理作用。通过对中西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对比研究，颂扬真、善、美，提高学生（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使他们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真假，贤愚。他在体现其学术体系的《文学与人生》中标举出文学的十大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注：吴宓：《文学与人生》第59—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为首的“涵养心性”和“培植道德”就体现了吴宓对文学活动中精神和道德的重视，其他几点也体现了其“溶铸中西文化精华”的一贯主张。吴宓主张通过“沟通东西文化”进而在文学研究方面实现“破除畛域，观其同异。”（注：吴宓：《文学与人生》第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比较文学观正是植根于这样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一基本观念，贯穿于他的《红楼梦》研究、《文学与人生》等著述和他开的课程“中西诗之比较”中（注：见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载《回忆吴宓先生》第1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