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忆，有两种迥异的基本评价：其一，她是一个赶潮流的作家；其二，她是一个个性卓荦、执着坚定的作家。对此，孰是孰非的判断无疑失之简单化了。王安忆实际上极善于在潮流中出以绝招、于“时髦”中执着个性。她的每类题材都并非独家经营，却每每能风格独标、独树一帜。 作为人类基本处境之一的“孤独”，从来就不乏探讨者、追问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世界中，孤独几乎成为一种主题景观。残雪、北村、张承志、苏童，一个个名家高手笔端铺展的尽是寂寞意绪、孤独情怀。孤寂在他们那里，或作为生存力量之明证，或凝聚作家对生命状态的沉思，或铺设皈依之必由路径。王安忆却是对之进行持续真诚关注和全程深度表达的极少数作家之一。她的孤独，是她对普遍生态的感悟、发现与描述，其中饱含着理解与悲悯，由此，它比先锋派充满形上意味的孤独更平易、更实体化，在对隔离处境的表达中奇异地实现了与民间的无限切近与融合。在许多作家那里，剥离出个体生存的孤独与荒谬便是目标所在，类似于加缪和萨特，以无奈的西绪弗斯神话及“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注：转引自何怀宏《生命的沉思》第121页，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痛语归于深刻的虚无；王安忆则从某种意义上效仿了真诚的帕斯卡尔，“一边哭泣一边追求”（注：转引自何怀宏《生命的沉思》第14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竭尽己力，为孤独探由，为人类问路。 一、人与人的隔绝 王安忆对人际隔绝状态、个体孤独处境深有体悟，并依循自己的思想轨迹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描述和自由的言说。 在其早期小说中，“隔绝”已成为价值主题之外的又一重要主题。《朋友》传达出幼小心灵朦胧的孤独之痛；《军军民民》和《车往黄藏峪》把多个群体置于同一角落，由其磨擦生隙并逐渐产生相互协调、改善处境的欲望。这一阶段，作家对人际的沟通尚满怀信心。此状况到《墙基》、《窗外搭起脚手架》中已根本改观。墙基是一个象征物，十分明晰地凸现了隔绝主旨。499弄和501弄的人们因文化教养、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而难以认同，历史机缘使得理解首先在阿年和独醒两个孩子之间达成，心灵间的冰河融化，墙亦于无形中拆除，这场沟通继而波及两弄居民，傲慢与偏见被友好、平等替代，隔膜和仇恨为了解和尊重置换。十年浩劫过后，畅流的心河却再度封冻，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注：《墙基》，见《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第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似乎融和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诸种社会因素构成的分野则是坚固的、永久的。《窗外搭起脚手架》中边微与林师傅也因此徒然互慕却只能望“河”兴叹。这类小说中令人心寒的情景传达出王安忆对人际隔膜的初步思考，沟通的渴望与孤独之坚固交织出一种可悲的牢狱性生存状态。 80年代中期起，王安忆开始多方位、多层次地深入描摹生存世相中的种种误解和艰难的心灵沟通。隔离在人际竖起坚厚壁垒，使各人唯有退守负荷重重的心灵领地。名噪一时的《小鲍庄》中，作者把当地的生存境遇与某些文化原始神话相融合，流露出深究生命根源的意向。但小鲍庄与其说是文化寻根的基地，毋宁谓其为人心隔绝的舞台。小说表达的是人的自然之性的非自然化过程，这是一个基于曲解与误会的大悖论。王安忆认为捞渣乃最后一位仁义之子、一个为众人赎罪的圣者，捞渣之死则标示“仁义”的彻底崩溃。所谓“仁义”即从社会角度对自我实行克制和压抑的规范和要求。捞渣克制一己欲望无私奉献，目标指向村民的幸福，但仁义与贫穷联姻却产生出始料未及的后果：它消解着人们的热情与智慧，摧折和扼杀着人们的意志。它使小鲍庄唯一“充满期待”、试图实现自我的“文疯子”鲍仁文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仁义违背初衷演化为一股封闭、停滞的惰性力量，牵制着小鲍庄前进的脚步；而捞渣之死（仁义之崩溃）则满足了仁义之乡的世俗欲望，乡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甚至自然之子复归自然的结局也为世俗功利和重重误解所粉碎：人们将仁义之坟迁至村中，修建墓碑以供瞻仰，结果坚硬冰冷的混凝土隔断了自然之子与自然沟通的息息血脉，喧嚣的队鼓人潮打破了自然固有的沉寂。这里的一切都带有黑色幽默的荒诞和悲凉。我甚至于此发现了米兰·昆德拉的惯用主题：错位，这里的一切都是错着来、反着来、扭曲着来的，是歪打正着。同期创作的《蜀道难》叙写一场中途夭折的殉情。“殉情”在汉语语境中包含了两情相悦、心心相印、投契至深等意味，但这对共赴死地的情人却从年龄、经历到生活悟解、感应兴奋点无一合拍，“他们就好像在两个空间里活动，只是共时态才使他们有了表面的联系”（注：《纪实与虚构》，见《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第337、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王安忆当时醉心于构画男女和谐的对位图，从小说中确可拆解出多幅类似舞蹈图示的画面，然而画面概括的内涵却是：“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处于永远无法融合的两端。”（注：《纪实与虚构》，见《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第337、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小鲍庄》、《蜀道难》中这种毫无前景可言的隔绝与孤独，到《流水三十章》、《歌星日本来》、《妙妙》、《神圣祭坛》等作品中，得到更为简捷明确也更惊心动魄的展示。山口琼、阿兴（《歌星》）、妙妙（《妙妙》）、张达玲（《流水》）、项五一（《神圣祭坛》）等人物都属“孤独英雄”，其中项五一以其思想的睿智、与现时空的贴近以及个性的高度坚韧而卓具代表性。项不但拥有超凡的智慧与洞察力，而且在艺术日渐娱乐化、快餐化的背景与场景中，他具有高度的内心坚定性和自由感，遗世独立般地在心灵深处筑起一座神圣祭坛，供奉着圣洁理想。恰是这两者使他深陷孤独：与家中常客无望沟通，与本应情手相牵的妻子，互相无法读懂、互感虚妄无比。战卡佳的出现有如烛光照亮了项五一幽暗的孤寂隧道，似乎预示着一种转机。这个智慧女性具备与诗人对话的能力及时机，他们曾为其邂逅激动万分、浮想联翩，他们是真正的知音，互相期待了数十年，在希望与绝望的临界点上走上了知遇之路。但项对其隐秘心史的坚强缄默，最终将人间可能的交流逼进了死胡同。唯其沟通惊险地毁于最后关头，唯其孤独几失而复归，这种孤独尤令人心惊和绝望。这最后的孤独虽经项五一努力争取，隐含着主人公的自豪与欣悦，不乏悲壮感与崇高性，但终究无法变更孤独之性质及其昭示给人们的寂寞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