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茅盾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多是在紧扣时代脉搏的批评实践中动态地零散地表达出来。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写了八篇“作家论”型的批评文章，有学者将此称为茅盾现代文学批评活动的两个黄金时段之一。（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章，第103页，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些评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样板的示范和规范作用，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个契入点，从茅盾后期社会学—美学批评的逐步形成中探讨其基本视角和范式。 有学者认为，“茅盾从1927年底开始，系统地研究了一批被‘革命文学’倡导者视为‘旧作家’或小资产阶级作家者，写了一系列‘作家论’。茅盾的意图是通过这一工作去总结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批评与纠正‘革命文学’倡导者否定与割断新文学的错误主张。”（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章，第103页，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也就是说，茅盾的出发点是将评论对象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端出来的。但从具体批评来看，又不是清一色的首肯。如何解释呢？该学者分析：这几篇作家论的写作经历了前后七、八年，“印上了左翼思潮变迁的烙印”，前几篇（《鲁迅论》、《王鲁彦论》、《读〈倪焕之〉》）“比较宽容切实”，《徐志摩论》、《冰心论》则“带有左倾机械论的味道”，后来写的《落华生论》“有深解而不呆板”，是诸篇中“最有识力的一篇”，因其时左翼文坛开始批判左的思潮影响。我觉得，这样解释固然能看出时代精神与文学思潮对批评家个人的影响，但对于茅盾这样一个虽“趋时”但又有“相对稳定的批评眼光与手段，往往很有气度又自成一格，其功力非一般急进的批评家所能达至”（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章，第103页，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即具有一定个性的理论批评“大腕”来说，只关注其“趋时”的一面，似又简单化了一些。我更倾向于将若干作家论呈现出的不平衡现象放在茅盾的批评理论倾向和风格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把主体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正象艾晓明在《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一书中所说的：“对于活动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批评家个人而言，这个寻找、选择与确立的过程，同样是艰难曲折的。特定时代条件所提供的理论资料与他们过去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文学观念融合、冲突，相互激荡，形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各自的理解和侧重方面”（第17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 此外，王晓明在《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载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一文中，曾相当清晰地描述了茅盾创作中出现的滑坡现象，从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在“对往事的情感记忆中获取灵感的”《蚀》三部曲到“每每是从判断时事的抽象例题出发去进行构思”、“拥有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的《子夜》、《林家铺子》等，感觉“象是换了一个人”。这其间文艺圈内的重大事件就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此背景下《蚀》三部曲受到左翼批评家的指责。茅盾在卷入论争并与鲁迅等被当作“旧写实主义”的代表受到批评攻击的同时，一方面，迅即用创作来证明自己的并不落伍，另一方面，便是藉评论他人他作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新见解。这几篇作家论不仅是茅盾对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状况的表态，且更能透示出批评者本人在风起云涌新见迭出的文学运动中，政治思考与文学倾向的逐步探求、变化和确立的大致轨迹。 二 早在1921年，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注：《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第24 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一文中，就说过这么一段话：“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这里，谈到了文学与人生、与时代的关系，可以说，不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理论批评活动中，茅盾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学观。在他的艺术观念乃至感觉深处，很少或压根就没有“为艺术的艺术”之类空灵玄妙的成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是一贯的长期的，是自幼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根植造就的，而非后来全受外界的宣传和鼓动使然。时代特点和社会要求所决定了的人生道路，令他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到后来甚至不惜以理性的偏颇扼制修正以至牺牲自己的艺术感觉和主体情感。 从个性气质上说，茅盾是一个务实、偏于理智型的人，尽管他有着相当不错的艺术直觉和感悟天赋。三十年代中期，一位日本人这样精细地描摹了对他的印象，“和他的作品一样，总的来说，他缺乏年轻人的勃勃朝气，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象个暮气沉沉的银行职员。……他并不是一个恃强、任意的野人，而是有理性、能反省的绅士。他是个有头脑的人。我以为，茅盾之所以成为茅盾，生理上的限制也是一个原因”。（注：增田涉：《茅盾印象记》，《茅盾研究论集》第508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冷静、稳健，使他身处错综变化、多元并置的现实局面，不那么容易随波逐流、走向偏执，而是能够相当清醒地观察思考，审时度势，如他本人所说：“我是……素来不轻易改变主张的”（《读〈倪焕之〉》）。但他确又有趋时而变的一面，显得总是能跟得上趟。细察起来，他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完全否定原先的自我、转向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而是基于以往的认识逐步吸纳融合新观点的有保留的渐变。这一点，单从其创作方面看，有“象换了一个人”的断裂突兀之感，若结合其批评来看，则能较清楚地追溯其文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