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有慧眼的读者仅从作品即可断定其作者。那么，这些明眼人的依据是什么？当然是作品独特的个性。一方面，作品不论怎样复杂，它对政治、社会、男性、女性、宗教、道德及其文化的看法都有某些固定性，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观念特征；另一方面，对这些思想观念所采取的叙述角度和方式也有一定规律，这就是其文体模式特征。那么，林语堂的文体模式怎样，他有无较统一的文体？如果有，这一文体是什么，有何特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确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它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有何意义？它是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呢？ 一、偏爱“闲谈体”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从思想观念角度对其进行区分比较困难，至少比较复杂；但从文体入手对其进行划分则要容易得多。因为文体较思想观念更具概括力和固定性。何谓文体？人们说法不一。有人把文体等同于文学的体裁，有人认为文体包涵体裁（样式）与体性（风格），有人认为文体是语言加主题加风格。这些说法虽各有道理，但缺乏确定性和明晰性。我认为，文体主要看作者的叙述方式和倾向怎样，换言之，文体主要表现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结构上。 基于对作家与读者关系之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文体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导式，或称启蒙式；二是忏悔式，或称自语式；三是对话式，或称娓语体、闲谈体。所谓教导式文体，是指作者以先驱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洞悉历史和未来，了知世界和人生，知识丰富，智慧过人，以国家民族的拯救和发展为己任，向读者、听者讲解，启蒙。而听众则是受启者，他们往往以保守、麻木、愚蠢、无知者的身份现身。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在高处，一在低处；一是言说者，一是听讲者。这很像老师授课，学生听讲，这也很像牧师布道，教徒受启。因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学习西方而批判故国，所以启国人之蒙、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就成为先驱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现代作家多是采用启蒙式文体教导国人走出黑暗和愚昧走向光明与文明的，鲁迅、胡适、茅盾、曹禺、蒋光慈、梁遇春、梁实秋、艾青、钱钟书等都属于这类作家。所谓自语式文体，是指作者往往不太考虑读者的存在与意见，更多是自我的表白与渲泄。此类文体的作者往往内心有着无法言状的欢喜、痛苦、彷徨与苦闷，其创作动机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些作家与启蒙式作家偏于理性思辩不同，而是偏重情感表白，其作品往往带有较强的自叙传色彩，郭沫若、巴金、郁达夫、萧红等作家当属此例。需说明的是，这两类作家并不能绝缘分开，有时在同一作家身上表现出两种文体特征。如郭沫若的《女神》更多是自语式的，而《甲申三百年祭》则是启蒙式的；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表现出这两种声音。所谓对话式或娓语体，是指作者与读者如朋友谈心、双向交流，他们无所谓高下之分，也没有智愚之别，双方均敞开心扉，无芥蒂无挂碍，彼此沟通、学习。周作人、林语堂当属此类。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别的作家喜用“对语体”，但对此体喜爱之甚、用力之勤，追求之自觉，影响之大者恐怕无人能出林语堂右者。对这一文体的称谓，林语堂没有确定，甚至认为名字并不必定死。他说，“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当然，在这一文体中，林语堂看中的是其内质，即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他说，“我们要明白这种文字的特格，是由于作者对读者的态度，认为大家是老友，关起门来，作密室谈的态度”（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还在《语丝》时代，林语堂就开始重视这种风格，后来，他主办刊物就将这一文体定为办刊宗旨，力求选取有个性，有谈话风度，肯对读者说心里话的名篇佳作。林语堂说，“《人世间》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林语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也坚持这种文学观，他甚至不无自豪地说：“我创出一个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注：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张振玉译。）这里，林语堂强调了三点：一是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这一文体为自己首创；二是这一文体把读者当朋友，与读者畅所欲言，尽叙心曲；三是这一文体不仅表现在散文中，还表现在小说及别的体裁上。有的学者曾指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在西方引起反响的原因时说：“《生活的艺术》所以能脍炙人口，除了内容上对症下药，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之外，也借助于那种把读者当作知心朋友的吐露肺腑之言的笔调，使读者亲切地感到：‘林语堂在对我讲他的真心话’。这种形式很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注：施建伟：引自林语堂《八十自叙》中的《林语堂出国以后》，第128页。）。这一说法是对的。 问题是这种文体不仅表现在《生活的艺术》中，也表现在别的作品中；不仅适合西方读者的心理，也适合中国读者的心理。如林语堂创办的刊物《论语》就极受欢迎。林语堂说：“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而且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试想，在中国那样风雨飘摇的年月，一份纯文学刊物能拥有如此多读者，其文体之功绩自不待言。那么，林语堂在文学创作上是怎样使用“闲谈体”的呢？换言之，“闲谈体”给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带来哪些特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