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位 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注：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7页，香港中国笔会，1976。 ）胡适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开风气之先，使整个中国文化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注：此说近年已渐成定论，如乔清举：《他没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见《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49页，三联书店，1988。）。随着胡适渐渐成为“历史命题”，摆脱基于政治因素的抑扬褒贬，“重新看胡适”、“给胡适定位”（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台湾。）成为胡适研究者们有意识的追求。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绝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字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注：唐德刚：《胡适杂忆》，90页，华文出版社，1990。）。有趣的是，恰恰是胡适身体力行作了一辈子的“白话散文”被人们普遍忽视了。关于胡适“白话散文”方面的成就，专论胡适的文章只当作一从此附属内容略略一提，散文专著也只当作“理论的倡导”一笔带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适的一生游移于政治、学术与文化之间，太过丰富多彩、生动非凡了，而他的白话散文又确“明白如话”，平易畅达，人们往往被他的声色吸引而忽略了他的文字，致使他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为其丰富而淋漓的内容所掩盖。另一方面，则涉及到一个“为散文划界”的问题。胡适文章涉猎太广，屡见于报刊各种栏目中间，形式又不纯粹，往往以各种时评、时论或其它著述的面目出现，是介于一般意义的散文与非散文之间的中间状态，根据不同的散文观念有不同的划分，无法给予确切的界定，只好悬而待之。 散文一词，无论在中外，它的原初意义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行文体。在我国古代，散文更是一种应用文体而非文学类式，包括了除了有韵的诗词曲赋和有声律的骈文外所有的作品，担负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艰巨使命。虽然“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注：朱自清：《背影·序》，见朱自清著《背影》。），真正“文学性散文”概念的诞生却是在“五四”时期。“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注：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63页，上海良友公司，1935。），散文开始“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戏剧的散文而言”（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上海良友公司，1935。），不再是和韵文相对的散文，而是与小说、戏剧、诗歌并行的散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等名词混淆不清，交叉使用，原因在于现代散文来源于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国古典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和白话小说，一个是西洋散文（Essay）的影响，是二者碰撞、 融和的产物（注：关于现代散文源流的论述，可参见台湾郑明慧：《现代散文类型论》， 7页，台湾大安出版社。）。居于“文类之母”的散文是一种极特殊的文体。由于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状态”，它永远缺乏自己独立的文类特色，而包容量太大也使它很难在形式上找到统一的关键。但是，这也造成了它形式的灵活自由，不拘常套，变化多端。因此，散文的内涵伸缩性很大，开放性很强，发挥的余地很充分，是一种能兼容其它文类特色的“弹性文体”（注：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散文是‘水性’的，完全看作者放它在怎样的框架之中。”（注：郑明慧：《现代散文类型论》，28页，台湾大安出版社。）所以，我们不必对散文作过多束缚，限制太多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于狭窄、过于“纯粹”的散文观念是得不偿失的。应该看到，“现代散文”概念诞生伊始便异军突起的杂文正在形成传统，由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盛行的报刊文章而形成的“报刊文体”也不容人忽视，散文类式中这些新形式的出现和成长正说明了散文的活力。有人用“跳舞”比喻诗歌，用“散步”比喻散文，如果用有无严格章程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比喻颇能道出实质。胡适的散文是“散步”式的散文，一直“散步”在散文世界的“边缘地带”，处于一种不上不下、不尴不尬、进退两难而不自觉的境地，一如作者自己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一生。这也是胡适散文的特点，即他的“散步”不是有意追求“散漫”、“冲淡”，而是无意识的。人们在把胡适大部分文章归入“散文”范畴时都会颇有迟疑；但是除了“散文”之外，也再找不出另一种文类能更恰当地涵盖这些“白话文”了。由于散文自身概念的伸缩性，由于胡适毕生坚持大作白话之文……在这里，我们用“白话散文”来界定他除了学术性著作和诗歌、戏剧、小说创作以外的大部分作品。 二、“胡适之体”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0年3月）后，这种标新立异的、 用浅白的白话尝试写作的新体诗被称作“胡适之体”；“胡适之体”后来也被用来指他浅白通俗、风行一时的白话文体。“胡适之体”明显有别于现代散文中优美精致的“美文”（如周作人和朱自清）。实际上，胡适的白话散文可圈可点的不多，能令人反复吟诵，反复回味的更少。从创作目的上看，“美文”的作者们追求“精致”、“趣味”、“抒情”的艺术性特点；胡适白话文更注重的却是文章的社会功利目的及大众传播功能，是一种刊登于报刊、随报刊随时发行而广为流传的“报刊文体”（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三、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出现在《临时约法》上，“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注：戈公权：《中国报学史》，178页，三联书店，1955。），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注：《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转引自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散文文体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承载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以梁启超为代表，适合于报纸发表、便于“开启民智”、符合广大平民阅读者需求的“报刊文体”迅速繁荣滋长，流传一时。梁启超以“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愤发的文章”（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给少年求学时的胡适极大的震动和影响，胡适自己曾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今天看来，这个恩惠可能不只表现在他自己已经认识到的“打开新世界”（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的思想上，还体现在他自己尚不自知的运载思想的文体上。梁启超的“报刊文体”伴随其思想潜移默化地留在少年胡适身上，胡适提笔写作的时候难免会有“报刊文体”的影子。启蒙时期的“过渡学者”中，胡适和梁启超的文章是唯一能念出来、能用来讲演的，而其他的新文学的始创人员能为白话之文、或虽极其鼓吹白话，都不能达到胡梁畅达晓喻、明白如话的程度，这一点恰恰是“报刊文体”的典型特征。纵观胡适一生，他的文章发表于报刊上的最多，影响也最大，甚至连他的“暴得大名”也是凭借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宣扬出去的。从少年时主编《竞业旬报》，到成名时主笔《新青年》，他活跃于各种报纸、杂志之间，尝试了报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体，形成了独特的“胡适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