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对郭沫若浪漫主义的影响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I206·6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人与自然、文化之间相互创造和被创造的事实表明，一定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某种地域文化生存形态，以“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地域文化积淀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显然，作家、艺术家较之一般人，个性气质与其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背景有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古希腊自然气候四季温热，人们常年赤身露体，颇爱角斗、拳击、掷铁饼等健美性质的竞技，进而成为希腊雕塑家对健壮人体美的长期直观。丹纳认为，地域文化背景是雕塑成为古希腊中心艺术并获得空间繁荣的原因。当然，丹纳环境论的单因逻辑有失偏颇，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都深深地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希腊雕塑与爱琴海岸的自然环境、古希腊城帮政治孕育的重理智、思辨的科学文化和外向性格有直接联系，裸体雕塑用逻辑的雕像（去掉个性）表现了普通性、理性的精神，理性天才—亚里斯多德正产生于此地域文化背景。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子精神”也源于北美洲大陆移民国家的杂交文化，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独特个体本位文化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化。福克纳认为，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一切文化的流泻，都是那颗深深扎入这一块邮票大小地方生活的民族精神大树的结晶。福尔斯作品深处对于维多利亚、马尔克斯、加靳比，都充溢着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样，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及其审美创造也当然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浸润着故乡的历史文化传统。

      一、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

      中华文化呈一体多元交叉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蓝，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元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等）和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北方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与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巫鬼文化——楚文化特点迥异。前者标榜儒学，儒在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后者以道学著称，道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北有孔子儒学及其所编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有老庄及屈原奇幻瑰丽的《楚辞》，南北交相辉映。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植根于北方，因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在长期的南北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之中，北方文化占有总体优势。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楚文化已融汇于中原文化之繁衍大观的儒家文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各地之间的人文环境往往迥异，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明代屠隆认为：“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注：屠降.鸿苞集.卷十八）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第四册） “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时至现今文坛，有“海派”、“京派”、“山药蛋”、“荷花淀”等流派，也有“晋军”、“陕军”、“湘军”等之称。“斯声以俗移”，地域内的山川、土壤、气候、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等，形成了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了区域的文学风格，及其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与美学风格。

      考察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不能不认为郭沫若深受长江流域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

      郭沫若故乡为天府之国的巴蜀。远古时，蜀与楚“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注：巴蜀论丛·论巴蜀文化）邓廷良《楚裔人巴王蜀说》通过考证提出巴蜀文化源于楚文化。（注：邓廷良.楚史论丛·楚裔入巴王蜀.湖北人民出版社）巴蜀奇丽的山川也酝酿了神话和巫风， 在此背景下人们演唱着热烈婉转的歌谣，舞踊着激情迸发的诸神，助长了巴蜀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巴蜀和荆楚的交流融合亦源远流长。研究表明，楚民出自颛顼，来自西南蜀中。（注：应邵.风俗通义·六国.楚之先出自颛顼，其裔孙曰陆终.娶于鬼方氏……）长期遭殷人、 周人的歧视和侵伐，只是依靠不屈不挠的奋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成雄踞南方的强大民族。从文献资料考察，巴蜀先民的一支开明氏又从荆楚西行川西（注：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60）。 考古发掘也可发现巴蜀与荆楚先民之间的迁移交流融合，带着“巴蜀图语”的典型巴蜀铜器为铜矛、虎钮镦与等曾在汉中出土，（注：王建辉， 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新都马家乡的木椁大墓及大量器物亦清楚地表明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一器物盖上有“邵之食鼎”四字，与其时的楚国文字同出一辙。（注：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秦统一天下，许多楚地之人行徙川东，以至有“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楚人入川必然带来楚地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不仅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也在与周邻文化相互渗透、联系、融合中发展壮大。唐宋巴蜀天府之藏，经济发达，不仅成为帝王避祸战乱之地，而且各地移民大量入川，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巴蜀文化汇纳百川，与各地文化交流融合。至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带来了巴楚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并未使巴蜀与荆楚、巴与楚、荆与楚及各地域文化失去地区和民族特点，在数千年的互相交流与渗透的历史进程中，“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的巴蜀荆楚文化圈的文化共同性仍很鲜明，即道文化因素和浪漫色彩。至郭沫若诞生，巴楚之地已一定程度地儒学化了，只在山青水秀的乐山仍具有道文化活力。

      巴蜀之地的“四川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风不易侵入，故水绿山青，气候特为和暖”，四川又是富饶的天府之国，有平原、高原、丘陵、山地、草地等地理景观及不可胜数的物产资源，形成巴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等特点。其中“尚滋味”、“好辛香”属饮食文化，“多斑采文章”等与楚人浪漫之风和“九头鸟”精明强悍性格气质颇为相近。蜀地山川雄伟，名山大川风光和壮阔的气势，巴蜀风情融合楚文化更显瑰丽色彩和奇幻想象。自古文人皆入蜀，更多为蜀地山水，且入蜀后诗风为之一变。“蜀山去国三千时里”，环绕的奇山峻岭阻隔了封建的正统文化，使巴蜀人的个性自由不羁，从司马相如到陈子昂、从李白到苏轼等皆具相同的文化气质——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张扬个性、独抒性灵及瑰丽文采、奇幻想象等，巴蜀地域化的楚文化特征颇有“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注：丹纳.艺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