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来文化的大千世界，茅盾与巴金都是根据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敞开胸怀尽情吸纳，都呈现出一种博采众长的大家风度与贪多务得的巨大海量。耐人寻味的是，在茅盾与巴金的文化涉外精神活动中，既有相同的取向目标，又有互异的选择对象，而在对相同作家的摄取中也呈现出见仁见智的相异视点。因此本文的比较也就尽量在其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上作较为深入的探究。 一 面对思潮迭涌、流派纷呈的世界文坛，茅盾与巴金都把俄罗斯现实主义作为选择与弘扬的重点对象。俄国文学对茅盾与巴金的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潜在影响。 早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茅盾就以理论批评家的身份评价与弘扬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斯文学。茅盾早期对高标“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主要是得益于别林斯基、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理论阐释与弘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著作虽然在三十年代才开始被直接翻译过来，但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五四”时期就已被介绍到国内。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尖锐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要求艺术对生活积极介入和影响，强调“艺术的目标就是解释人生，注疏人生，并且发表关于人生的意见”（注：《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英文版。）。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理论与俄国近代文学的启示下，茅盾不但体悟到文学是“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而且明确提出了文学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主张，从而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弘扬，是结合俄国作家的创作实践而阐发的。茅盾对这些美学家的艺术信条的接受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的认知，而是依据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而感悟的。在众多的俄国优秀作家中，茅盾最为推崇的无疑当首推托尔斯泰。在毕生的文学活动中，茅盾一直把托尔斯泰视为自己的楷模。托翁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学思想而言，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是张扬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茅盾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为人生”的肯定，集中体现在对托尔斯泰的张扬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赞颂上。在《俄国文学杂谈》一文中，茅盾强调指出托尔斯泰的“最大特点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人生”。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托尔斯泰强烈追求文学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参与。为了实践这种文学主张，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他不仅曾投身于塞伐斯托波尔保卫战，还对教育、庄园体制进行改革实验，甚至曾走上法庭为一个士兵辩护。茅盾在青年时代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渴望在社会运动方面创建功业。这种从政经历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使他对托尔斯泰上述文学主张深表赞赏。他一再表白自己“未尝敢忘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确非是夸饰之词。 其次，是倾慕“主义的写实主义”。热爱人生的托尔斯泰对现实的反映决不采取冷漠、超然的审美态度，而是把他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思考鲜明地融入作品中。茅盾在评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时强调指出：这种写实主义所重的已不是“客观描写”，而是标示作者的“一种主义”。（注：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茅盾把这种现实主义称为“主义的写实主义”。在西欧的“纯粹的写实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主义的写实主义”之间，早期的茅盾更推崇后者，所以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介入与指导，要求文学“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确立，茅盾在继续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保持精神联系外，还特别关注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在苏联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中，茅盾对高尔基的创作更为关注。他在日本写的《关于高尔基》一文中，指出普罗文学并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而应该象高尔基作品那样血肉丰满。茅盾后期重视文学的“指南针”作用，强调深剖社会历史的规律与表呈深厚的生活内容，显然也是从高尔基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中受到启示的。 与茅盾的取向目标相一致，巴金也从俄国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价值观念中受到感悟。巴金一再强调“探索人生”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巴金这种坚持“为人生”而探索的目的取向诚然是受到多种国别文学的启迪的，但执着地探求人生要义的俄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与茅盾的接受对象相一致，在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群中，对巴金影响最大的也是托尔斯泰。巴金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与托尔斯泰保持着最密切的精神联系。由于思想素质与审美心理的不同，巴金从托尔斯泰那里所吸取的精神营养与美学思想也就不同于茅盾。从思想道德与美学观念角度看，托尔斯泰给予巴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托尔斯泰的博大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身居优裕富有的贵族爵位，心灵却始终同贫苦农奴息息相通，并苦苦探索解放农奴的社会道路，为了体察下层疾苦与完善自我人格，甚至不惜放弃贵族爵位，把自己置于悲苦的精神体验之中，托尔斯泰这种苦人类之苦的博大胸怀，使巴金深为敬佩。巴金不仅深情地称颂托尔斯泰为“十九世纪人类的良心”，并以托翁的这种精神激励自己：“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注：《〈复仇〉自序》，《巴金专集》第1集第199页。） 其次，是托尔斯泰对艺术职能的见解。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托尔斯泰的这种艺术职能观：“只有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有价值的作品。”（注：转引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巴金专集》第2集第34页。）巴金对此深表赞赏， 并且直到今天仍然铭记着托尔斯泰的另一句含意相似的名言：“凡是使人类联合的东西都是善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注：《〈巴金论创作〉序》，《巴金论创作》第4页。 ）这种“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艺术目的，是巴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