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他的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鲁迅先生》（注：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供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 其中有一处谈到1936年6 月鲁迅重病期间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情况，尤为发人沉思。现将其中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把这两篇文章视为鲁迅自己的著作，特别是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视为表明鲁迅晚年思想倾向的代表作，胡风的这一段回忆却动摇了我们的这一看法，启发我们应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思考。 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有关材料中，也曾谈到这两篇文章问世的情况。为了说明问题，也有必要引录如下： 就在六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看鲁迅。鲁迅病卧在床上，见我去，突然地竖起身来，从枕头底下取出几本刊物和一封信来，一面递给我，一面十分气愤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又说：“我连密斯许（指许广平）也没有给她看过。”鲁迅当时的表情，除气愤之外，我觉得还有点寒心的流露。 我一看，是托派寄来的刊物和一封署名“陈仲山”的信。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的痛击吧！” 鲁迅说：“你去处理吧！” 当时我也提到两个口号已发生论争，两方对立情况也更厉害起来，而胡风的文章也确实写得不好等事情。我向鲁迅说，他是否可以发表一个谈话之类的东西，一方面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正面表示他的意见；一方面，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他同意，也叫我照他的意见和态度去处理。 我回来后，即以“O.V.笔录”形式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注：《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1979年2月）。） 两相对照，两人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情节上却有着重要歧异，特别是事后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并不像冯雪峰所说的那么简单。如果说胡风回忆中所谈到的鲁迅“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及他认为冯雪峰模仿的语气“一点也不像”，意思还比较模糊，不足以说明鲁迅的具体态度，那么，许广平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中所作的说明，则清楚地表明冯雪峰的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鲁迅并没有把这两篇文章“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许广平说：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作为《且介亭杂文末编》的亲手编定人而且是当时写的《后记》，许广平的话无疑是可信的。查《附集》的文章发表于《现实文学》的，只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那么许广平所说的收自《现实文学》的，也只能就是这两篇，鲁迅没有把它们剪下收存起来，不言自明。为了进一步搞清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对《且介亭杂文末编》的文章做一个细致的梳理。鲁迅自己把“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的“存稿放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以后把它们编成文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因未写完，所以没放在一起，许广平把它视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姊妹篇而编入正集，无疑符合鲁迅的本意。《附集》中的各篇，情况比较复杂，需作具体分析。《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鲁迅所以另外保存，乃因另有考虑。冯雪峰在他1937年所写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说：“鲁迅先生病后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他说预备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注：见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既然如此，当然要和计划编入杂文集的存稿分开保存了。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是一篇写得相当纯熟老到的散文，它可谓《女吊》的姊妹篇，无疑属于“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的计划之列，但是鲁迅却没有把它和《女吊》、《“这也是生活”……》等篇存放在一起，实在令人不解。然而查阅解放后整理出版的影印本《鲁迅手稿全集》，其中却有《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残稿，这说明这篇文章的手稿在保存过程中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散乱缺失。从《鲁迅手稿全集》可以得知，鲁迅自己保存下来的文稿，并不止正集中的十三篇和附集中的上述四篇。同时还可以知道鲁迅保存文稿的形式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保存手稿（其中包括由许广平抄写的），如《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译文〉复刊词》等；一种是保存剪贴件，但鲁迅又都重新写上了题目，如《〈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出关〉的“关”》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立此存照”》各篇，鲁迅也专门保存了。（注：《鲁迅手稿全集》收录了其中的前五篇，第（六）（七）两篇为何没保存下来，不好妄加推测，但仅前五篇的情况，即已说明问题。）《〈苏联版画集〉序》写于6月23日，文末说明“鲁迅述，许广平记”。 这正是鲁迅重病期间。鲁迅收到《〈苏联版画集〉》的样书是7月4日和6 日。（注：见《鲁迅日记》1936年7月4日、6日。 ）可能是由于印刷精良，装帧豪华， “非艺术学徒购买力之所能企及”（ 注：见《书信·360707 致赵家璧》。），考虑到需要送人，所以没有将序文剪下作为文稿专门保存。（注：鲁迅书信中，有将《苏联版画集》送人的记载。在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他又说：“版画集在病中印成， 照顾殊不周到，印数又少，不久便尽，书店也不存一本了，无以奉寄，甚歉。”可见所得样书，大都送人了。）《海上述林》上下卷序言的情况当与此相同，因而也没有从书上剪下来专门存留。《手稿全集》中不见《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难答的问题》、《登错的文章》四篇短文的手迹，是遗忘？是散失？原因尚不明了，暂付阙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四篇短文的情况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不同。从胡风与鲁迅关于冯雪峰模仿鲁迅的语气像与不像的对话中可以推知，鲁迅病情好转后肯定看了冯雪峰越俎代疱的这两篇文章，他如果把这视为自己的文章，就会把它们从刊物上剪下来，再手写上题目，放到他的积稿堆中。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就很明确的表明了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