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一位论者发表了一种高论，说：“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不像胡适那样，还想过去做政府的诤友，鲁迅是最看不惯胡适这一点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做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 有人以为这真的是给鲁迅研究界出了一道别致的新题目，带着考试或请教的意味，于是，匆匆忙忙的答对起来。殊不知，提问的人早已亮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正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种直觉，所以他才向鲁迅研究界发出号召：“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大概是为了显得更谦逊更温和一点吧，后来，他尽可能地换用了疑问句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直觉和号召。 尽管说法改了，效应还是不变：一旦顺着这位论者的提问“研究”下去，则不论采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角度出发，也不论征引哪些材料，摆哪些事实，讲哪些道理，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证明这位论者的直觉实在是无可辩驳。谁能彻底排除对“鲁迅的思想”、“鲁迅的语言指向”、“鲁迅的话”“再阐释”或“另有所解”的可能性呢？做不到这一点却偏要回答这位论者的提问，那么，就永远只好以自己的“深入研究”为论者的直觉增添些多余的旁证和反证。 但世上并没有圆满的事。就在这位论者指出“鲁迅是晦涩的”，“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同时，他也举了一个与鲁迅相对的人证：“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一手擎理论大旗，一手写白话文、白话诗，确实是当得起“讲道理明白如话”的评语，然而，这并不能经由一个轻巧的“也就是说”而等同于“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胡适一生著述甚丰，宏篇巨作暂且不论，仅就他最有名的短文《文学改良刍议》和最有名的格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最有名的口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看，对“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这样的评语就十分地不敢当了。其中，名文《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有口皆碑，但只要是真的看过两眼，就知道，它连“讲道理明白如话”的水平也够不上。不说鲁迅，也不说胡适，只要是个人，凡说话、写作留下痕迹的，谁又是可以保证自己的言语、文章是“没有再阐释的可能”的呢？自己都保证不了，又凭什么替别人作这种保证呢？据说，那位论者的父亲是“右派”；论年纪，论者自己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应当是多少有点亲身感受的，既然这样，我觉得，他对思想、言语、文字“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这种白日梦一样的神话理应该不抱任何幻想，相反，他应该对这种神话背后的阴暗现实有真切的体认。不知为什么，在谈论鲁迅和胡适的时候，他却搬起这种神话，玩起一鞭子甩开左右分的把戏，企图从鲁迅及其思想深处压榨出对专制力量别具亲和性的“实质”来。一个自称以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使命，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理想的青年学人，为什么对鲁迅竟隔膜到这样的地步？简单地说他是在“捣乱”，也许不够审慎。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鲁迅及鲁迅思想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他学理上的考虑和人生上的择向。 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里，另有两篇涉及鲁迅的文章。一篇，是关于鲁迅《热风》中是否有周作人文章之再评价，虽未作斩钉截铁的判断，却表示：鲁迅的伟大，不会因为把别人的三五篇杂感收到自己书里而渺小，周作人虽然附逆，但以他的性格论，也犯不着用三五篇杂感为自己争点什么。另一篇，是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指出：在“五四”、“五卅”、“三一八”、“四一二”、“一二九”这一类的日子里，鲁迅照常安安稳稳地访友、吃喝、休息，郁达夫却义愤填膺，甚至准备有所行动。从这两篇文章里，看不到真诚地面对鲁迅、理解鲁迅的态度，只有一种对神化鲁迅、膜拜鲁迅的历史积习极端反感的情绪暗含在字里行间。这种情绪并没有错，但是假如对这种情绪不做冷静的清理，而是听任它蔓延扩散，甚至进一步凝结为一种成见或偏见，影响了对鲁迅本人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小而言之，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视域，有关这种研究的种种表述也将因为丧失了一个重大的参照系而流于狭隘、零碎、平庸，大而言之，研究者对自身生存方式和精神立场的选择及坚守，就很可能陷入不必要的迷误当中。 鲁迅是不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里的一个不可轻视的文化存在？鲁迅是不是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长道路上超前的独步者？鲁迅是不是凸出近现代中国历史地表的一座人格孤峰？这些问题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伙蓄谋“利用”的政治家或权力家一手捏造出来的，而是任何一个切实地考察过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和自身处境的中国人在精神行程中必然遭逢的问题。政治家和权力家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虑和解答自然带有政治家、权力家的特色。文化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虑和解答自然带有文化人的特色。政治家、权力家给出的表述通常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具有强制性的诱导作用，文化人有责任跟这种诱导作用保持距离，但一味对抗这种诱导作用却不一定是文化人独立品格的体现。与一部分政治家、权力家持对抗性主张的往往是另一部分政治家、权力家。文化人与政治家、权力家之间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彼此的身份却绝对不是由简单的对立关系确定的。 从“五四”乃至更早些时候起，鲁迅就开始同那些政治倾向和权力倾向十分明显的知识分子保持间距。他不仅从不亲自上街支援学生运动——向来就有些人认为这是鲁迅行状上的一点美中不足，其实，这正是对鲁迅的思想特点具有标识意味的一个外在细节，也正由此，人们才有望获悉关涉中国现代文化人生存方式和精神立场的一线真消息——，而且，时隔多年，仍反复告诫青年：不要请愿。但是，当无辜的学生和民众遭到政府镇压时，他却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损益，即便自己正在政府部门任职，也决不装聋作哑，更不称病规避，而是义无反顾，揭露暴政的残虐，抨击吞吞吐吐为虎作伥的帮闲和帮凶，哪怕因此丢官失业缺钱，哪怕因此被学界文坛的雅人们孤立起来，也丝毫不肯退却。把一时的激愤和哀叹倾泻在日记、小说、诗歌里的文人，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乏其数。凭借一支笔，敢于跟社会上或明或暗、或使硬刀子或使软刀子的恶势力团伙展开鏖战的文人，迄今为止，仍然被多数中国人视为不识时务的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