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风向标”小解 我的所谓“文学风向标”，指的是预示某种文学创作的苗头，趋向、态势或现象的一种标志，是一种概略言之的形象化说法，一种只可意会不可细究的比喻罢了。准此，则不妨这么看，如果说，“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风向标是长篇小说——其覆盖性影响和代表性艺术成就都是其它文学体裁所无可比拟的话，那么，新时期以返的文学风向标则主要看中短篇小说的了。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直到九十年代的“新历史”、“新都市”、“新乡土”、“新市井”、“新女性”、“新体验”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思潮和主义，莫不肇始于、蓬勃于、终结于中、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领十余年风骚，常常是代表着某种新的小说写作时尚，新的小说美学潮流，担当探索的任务，体现前卫的姿态，扮演主角的形象。 然而，此种情形近年以来却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随着王蒙、贾平凹、莫言、张炜、二月河、韩少功、史铁生、朱苏进、李锐、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余华、周梅森、柳建伟、朱秀海，阿来等一大批实力派作家将主攻方向转向长篇，渐次明显提升了长篇小说的整体水平。尤其到了1998年前后，质量上乘的长篇力作浮出水面，改变了前些年个别作品（如1990年的《心灵史》，1995年的《白鹿原》，1996年的《马桥词典》等）偶然单蹦冒尖的孤独情势，而是以质和量的整体庞大，以思想的魅力和艺术的磁性，将一般读者的阅读目光和职业读者的研究视线，顽强地从漫天开花的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方面吸引了过来。是否可以这样说，以1998年前后为期，文学的风向标再次转向了长篇小说？ 这是一个不可不察的重要动向，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学话题。“文学风向标”从长篇——中短篇——长篇，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不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风水轮转，它包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反映了文学与时代的深刻联结，折射了当代中国小说五十年的发展历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长篇再次成为文学风向标，和五六十年代有着根本的不同。五六十年代长篇创作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短篇小说的赢弱（短篇不多，中篇甚少，能发表中篇小说的大型刊物仅《收获》一家而已）；而当下长篇的复兴恰恰是从极度繁荣强盛的中短篇小说那里抢得了风头。不必从思想观念、美学风格、形式技巧诸方面去比较二者的高下、深浅、精粗、多样和单一了，仅仅指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后者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的腾飞。而至于后者得以腾飞的驱力，我倒愿意简单梳理出如下三点： 第一，长期的生活积累、反复的思想修炼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包括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为作家们创作长篇小说提供了水到渠成的成熟条件；第二，出版业的日益现代化使一部长篇的出版周期从一年乃至数年缩短为数月乃至数周，常常比一本文学期刊的出版周期还要短），使作家们快速表达（从写作到出版）自己的愿望成为可能；第三，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倡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长篇创作的粗制滥造、泥沙俱下的负面影响，但也极大地解放与刺激了文学生产力，给具有平常心的长篇作家营造了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因此，就逐步形成了作家个体以长篇来架构自己的文学大厦和当代中国文学总体上以长篇冲击世界文学高峰的又一次潮动。 具体就1998年而言，引人瞩目的长篇力作我们就可以开出诸如《第二十幕》（周大新）、《日光流年》（阎连科）、《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突出重围》（柳建伟）、《红瓦》（曹文轩）、《高老庄》（贾平凹）、《羽蛇》（徐小斌）、《丹青引》（王小鹰）等一长串名单。如果往前略作延伸的话，则还可以加上《尘埃落定》（阿来）、《北方城郭》（柳建伟）、《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清水幻像》（革非）等等。任何“点名”都只能是挂一漏万，任何评说都不免遗珠之憾。本文干脆主动放弃全面，仅从1998年的众多长篇作品中择出较有代表性的几部作品，企图以此说明长篇小说在“现实主义的活力”、“现代主义的突围”和“古典主义的胜利”等三个方面的走向，并以此论证我的“长篇小说：新的风向标”之设想。 二、现实主义的活力 以中国味道用百万字篇幅讲百年历史，构成《第二十幕》的品格。作品通过河南南阳尚达志、尚立世、尚昌盛一家三代惨淡经营“尚吉利”丝绸业的家族史的经线，精心编织出了20世纪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图景，进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作出了个人性的艺术透视。在尚达志、云纬、草绒、卓远等人物身上，集中表达了作家从民族工业、权力经济、女性命运、知识分子良知等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评价。最令人深思的是主人公尚达志，他一方面代表了作家的人生理想，或者说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坚忍不拔，九死不悔，万劫不磨的韧的精神。作家对他满怀深情，倾心塑造，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常常在这个人物身上，能隐约看见作者的心灵的历程和情感的面影。另一方面，作家在人性立场上又和他保持了适度的距离，对他的人格模式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作家借女主人公云纬之口，最终指出了尚达志“重物轻人”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失误乃至失败。从青年时期牺牲初恋，中年时期出卖女儿到终生压抑爱情，画出了一条为“物”、为“名”、为“霸王绸”而弃绝俗世幸福，泅渡人生苦海，违反人道人性的自我异化轨迹。“好梦难圆”是物质层面上的（霸王绸久不可得），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以人性的异化或戕害为代价去换取那个物，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是作家对前工业社会的反思，亦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纪末的今天，作家的追问尤有警策意义：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性不能得到更加健全、自由的发展与张扬，那么我们会不会违背出发的初衷而误入歧途？我们读《第二十幕》中的尚达志，如果仅仅读出作家对他褒扬的一面，读出他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前行者筚路褴缕开拓奋进的一面，那还是片面的甚至是肤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