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允许模仿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的摘引——只是稍稍作些庸俗的修改，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说：90年代，诗人何为？ 80年代，这不啻于一个愚蠢的问题。80年代是一个幼稚而热忱的文学年份。许多场合，诗人继承了精神领袖的桂冠。“朦胧诗”的凯旋和“新启蒙”、主体性、先锋小说、实验戏剧共同形成了激动人心的气氛。然而，这样的气氛止步于90年代的门槛之外。市场经济得到了理论的正面肯定之后，历史拉开了另外一幕。不长的时间之内，经济问题进入主位。股票、期货、消费、房地产、民营企业、通货膨胀、外币汇率、科教兴国、生态环境、医疗改革、社会保障、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名词蜂拥而至，压缩到一个并不宽敞的文化空间。许多人经历了分崩离析与生机勃勃的奇特晕眩之后，渐渐喘息方定。这时，他们突然之间面面相觑：诗被甩到哪一个角落去了？他们悲哀地发现，星星、蒲公英、木棉花、蝈蝈、孤独的野鸽和漂泊的独木舟——这些田园牧歌制造出来的意象体系正在丰盛的商品和不可遏止的欲望之间窒息。 事实上，诗学的逻辑并没有中断。那些忠诚于诗神的批评家可以毫无困难地提交一份90年代的诗人名单，尤其是一批青年诗人。这些诗人持续地活跃于诗的前沿，竭力实现语言的种种美学潜能。人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写作的严肃姿态。他们试图让诗更为纯粹一些，殚精竭虑地在诗的王国寻找一条若隐若现的地平线。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许多诗遭到了冷遇。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朦胧诗”曾经有过的那种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样的冷遇同时让诗人与批评家感到了焦虑。诗是不是走错了路？争论又一次浮出了地平线。有趣的是，80年代发现了“崛起”而一锤定音的理论宿将直率地表示了他们的怀疑。谢冕用“丰富而又贫乏”形容90年代的诗。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自己的异议：“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将近20年的诗歌实践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诗歌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与承认。诗歌在这种对于苦难和悲情的表现中不仅调整与完美了自身，而且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公众因为诗歌传达了他们的憎爱而亲近并且肯定了诗歌。 当艺术表达与接受者间的障碍逐渐消除之后，诗歌自然地加入了社会，并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其实，社会对诗歌的热情，恰恰是因为诗歌发挥和展示了社会“代言者”的职能，是社会给予诗歌的一个回报。80年代后期因为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对“代言”，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但是，这样的批评没有得到90年代诗人的响应。他们推出自己的批评家陈述如此的诗学观念：“由‘诗是社会生活的承载者，到‘诗就是诗’的诗学观念的变移，首先确定的是诗是对种族记忆的保存，诗人的职责不单是民族的良心，而主要是在这一工作中的对语言潜能的挖掘，正因为语言是诗歌能否成为诗歌的重要因素，所以，诗人的天职就在于寻求语言表现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诗学观念，孙绍振的再三否决显示了不可遏制的激烈。在他看来，90年代的诗已经江河日下，混乱远远超出了探索的收获。对于诗人的自我生命缺乏责任感，对于诗本身缺乏责任感，对于时代缺乏使命感——这三者可悲地让诗退化为一种“灵魂的化妆”，一种“塑料诗歌”。 这样的分歧涉及诗的文化功能。诗学的逻辑是否包含了诗与文化环境的对话？这个意义上，人们不得不考察文化环境的一个深刻转折——国家神话逐渐解体了。这至少是诗远离公众视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神话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里不仅包括口号、演说、舞台表演这些一目了然的宣传技术，同时，国家神话还拥有种种隐蔽的意识形态运作。尽管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按照卡西尔的分析，国家可能在某些异常的时期迫切地祈盼神话的支持。这时，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管理，而且，国家还需要情感的拥戴。国家神话具有强大的基础：“如果现代人不再信仰一种自然的魔力，他也决不会放弃对一种‘社会魔力’的信仰”。当然，这种国家神话已不再是无意识或者自由想象的产物，这无宁说是按照计划精心构思的作品。20世纪上半叶，国家神话正在不断地扩大编制的时候，新诗曾经赢得入选的资格。然而，与50年代或者60年代不同，90年代的国家力图在“经济”范畴之下运行。换言之，国家神话悄悄地退出了国家发展模式的设计，种种经济指标、统计数字、财政状况报告与市场预测正在代替华而不实的口号与煽情的豪言壮语。文化疾速地“现实”起来。科学研究从“真”的范畴之下转移出来，科学的意义必须诉诸商品形式待价而沽；实用技术、经济利润与国力竞争之间的连锁关系描述了科学在国家利益之中的位置和份额；文学在经济竞争之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诗人开始流离失所。如果诗人的语言天赋无法再现于广告的文案策划，这些骄傲的文学王子如何与至关重要的市场保持联系呢？产生不了利润的诗句遭到了实利主义的鄙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确，许多诗人松了一口气：他们解脱了种种强制性的约束，现在可以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诗了。这些诗能够赢得多少消费者，这不是他们想关心的事情。尽管这种傲视世俗的自信是真正艺术家的基本品质，尽管“个人”在诗学之中的名誉得到了坚决的肯定，但是，公众对于诗的漠然暗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个人、美学与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中断，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并未在市场环境之中得到理想的修复。诗人的“代言人”身份已经丧失了国家神话体系的保护和规约，诗人的内心悸动与社会波澜之间并未找到共同语言。诗的辉煌正在消失。如果说，唐诗宋词还能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保护之下重新印行，那么，90年代的诗集不得不搁在“休闲和娱乐”的节目单之中，让人挑肥拣瘦。从一呼百应到门可罗雀，这是谁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