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是形成并存在于“文革”中后期的一个诗歌群体。一群在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开始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与此前的中国新诗有迥然相异的风貌，并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对这一特殊的文学史现象，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些讨论。有人把它命名为“白洋淀诗派”（注：如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有人把它命名为“白洋淀诗群”（注：如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或者“白洋淀诗歌群落”。也有人把它看作是“朦胧诗”的一部分（注：大量“朦胧诗”选收入这些诗人的诗作。如谢冕、唐晓渡编：《在黎明的铜镜中》。）或者笼统地称其为“新诗潮”诗歌（注：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选》收入许多这些诗人作品。还有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实验诗歌”（experimen tal poets）（注：见〔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Research School CNWS,Leiden,the Netherland,1996年。）……。本文采用“诗群”的概念，则是基于“群体”的意义。这些诗歌，在本文中被称为“白洋淀诗歌”；鉴于许多诗人离开白洋淀后仍然从事诗歌创作，并且诗风有所改变，本文将他们在白洋淀插队或常住时期称为他们的“白洋淀时期”，这里讨论的正是这个时期的诗歌。 “白洋淀诗群”受到关注，是在“朦胧诗”的热潮之后。但大多研究者仍然是将“白洋淀诗群”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把它视作“前崛起”、“前朦胧”。本文则认为，两种诗歌有着实质性的差别。“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也就是说，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与作为诗歌运动的“朦胧诗”相比，“白洋淀诗群”更具先锋性和预见性。 一、“白洋淀诗群”的形成 1968年底，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969年，北京一群中学生经过多方考虑，甚至实地“考察”后，陆续来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其中就包括“白洋淀诗群”的成员芒克（本名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林莽（张建中）、根子（岳重）、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方含在安新县毗邻的徐水县插队，但与白洋淀知青交往颇多。）等人。他们安顿下来后，陆续有旧朋新友来访甚至长住，在“白洋淀诗群”形成及存在过程中，他们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参与彼此的文艺交流，可以说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外围”，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 在“白洋淀诗群”的形成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一定影响。而且，在“文革”中后期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这些因素本身就是比较独特的，以下试从几方面加以论述。 （一）白洋淀的乡村读书 “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进入70年代的北京，随着政治斗争的转入上层，市民阶层所受的思想控制有所缓和。从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中跌落下来的年轻人，纷纷寻求别样的生存方式。一部分人堕落，一部分人则在精神领域苏醒。针对后者，多多说：“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3期。 ）在这个“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过渡的”“思想极端活跃的时期，一批城市文化艺术沙龙开始出现”（注：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 3、4期。）。在北京，影响较大的是徐浩渊的沙龙（约1968—1972）。正是由于与北京这种“沙龙”的紧密联系，“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读物，接触更多的西方文学信息，在“沙龙”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获得反馈。 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出身于高干或高知家庭，阅读经验比同龄人更复杂、更丰富，也更敏锐。这种阅读状况并未因文革而中断，而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发展成为一种乡村读书活动。朱学勤描述1968年前后上海一批中学生状况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北京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精神阅读史……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注：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第10期。或许朱文所列书目与“白洋淀诗群”的阅读不同，但这种状态应该是相似的。） 但乡村读书与正常读书是不同的。在读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的阅读内容驳杂，不成系统，并且因时间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又常常是囫囵吞枣，甚至误读。阅读范围除了一些经典读物——如当时所谓三本“必读书”即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及曹雪芹《红楼梦》——之外，更能激起“吃禁果”般读书兴趣的则是一些“内部”读物（包括“黄皮书”、“灰皮书”等）。政治学方面，有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秘史》、《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共产主义运动史》、《赫鲁晓夫主义》等；哲学及文艺理论方面主要有加罗蒂《人的远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科学院文学所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内附袁可嘉后记长文）等；文学方面小说有加缪《局外人》、萨特《厌恶及其他》、凯鲁亚克《在路上》、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散文有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一～四册）等；诗歌则更多，影响较大的有波德莱尔、叶甫图申科（主要是诗集《娘子谷及其他》）、梅热拉梯伊斯（组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特瓦尔朵夫斯基（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注：以上书目据有关回忆文章、研究著述辑出，主要有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贝岭《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载于纽约《华侨日报》，1986年12月25日）、潘婧（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并参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外国文学图书目录（1951—1990）》、中华书局编《1949—1986年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等。少量据林莽、宋海泉等人在笔者采访中的回忆。有些说法有出入，如甘铁生《春季白洋淀》一文（载《诗探索》1994年第4期）谈到他们读艾略特， 但多多在《雪不是白色的》一文（载《今天》1996年第4期）中谈根子《三月与末日》一诗， 认为当时根子“绝无可能知道世上有艾略特其人及其作”。故本文暂不列艾略特。）“白洋淀诗群”正是通过阅读领略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从中发现了某些新的理论解释及表达方式，并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接纳。这不仅因为某些思潮、流派直接与激进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相关，如存在主义、“垮掉派”，而且一些具体的现代主义表达技巧，充分迎合了“白洋淀诗群”抒写内心感受及独立个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