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为“中日女性学研讨会”准备的论文题目，为我在这里展开的文学话题做了明确规定：首先，它是我对于女性小说的一个发言，在此，“女性”之于小说的意义是统摄性的，也就是说，不仅创作主体的性别须为女性，创作对象也同时严格限于女性，这样的女性小说，应该是女性作家以小说方式对于女界人生的一种书写；另外，这种文学书写，又被限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时空大背景下。因而，小说中出示的女性形象及故事，均系结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转换的时代脉动上。我要论及的，正是这种女性小说的特别意义。 从女性的“人学”立场出发，在审视时代的同时坚持社会与人性批判，一直是社会经济转型中女性小说最积极的追寻。关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曾经是很敏感的话题。就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转换，对于时代的进步意义确实不可低估。然而，文学之所以为“人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并不会因此而放弃人性视角的时代审判，只不过，这种审判与主导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价值，是不同层面上的，有时也是不可以或不可能同步或同日而语的。比如，有种说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善，而是恶，倘若让文学滞纳于这样一种“反人学”的层面，与推动历史前进的所谓恶保持同步，那么，文学题旨所着眼的势必是一种对于恶的阐扬，如此，文学岂不是成了一种以恶为荣的反人性（人学）的造物？所以，在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的时候，谈论文学的道德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它的相对独立性，认可了它内在价值的永恒性与全人类性。这便使文学有理由不去充当市场—商品经济所显示出的哪怕是具有社会及时代进步意义的政治（政策）及经济的传声筒，而深入到由此所释放出的“反人性”价值的层面，永远冷峻地审视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并从人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社会或时代批判。对于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而言，这种审视与批判的“人学”立场，无疑又多了一重性别意识的拘执。 具有“大众罗曼司”书写风格的女小说家张欣，是最长于讲述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各色女性故事的一位，她喜欢通过笔下人物黄金发财梦的粉碎，从女性的角度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进行严肃审判，使她的作品显示出马尔克斯特别推崇的那种小说的“破坏性的职能”。张欣的小说始终不忘揭示金钱的红眼病、发财赚钱欲怎样致命地操纵着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人生。在《掘金时代》里张欣用一种对成真的黄金梦的别样粉碎，来审视社会经济转型中一类成功女性的生存景状，并以此达成对社会现存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张欣的笔下，由于人的黄金贪欲或发财赚钱梦，着重体现的是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那种人性（或潜意识）中的自然欲求，所以她更喜欢略过对于其中人性缺失的追究，着眼点似乎也并不在人性的批判上，而是专注于从命运或实践的角度去打破或粉碎人的黄金发财梦，让世人对这样的欲望获得清醒的自我认识。当张欣得心应手地用近乎清一色的“零结尾”——否定形式的结尾——这种悲剧式的粉碎来警世时，我们在《掘金时代》、《亲情六处》、《免开尊口》、《爱又如何》等作品中，看到了由人类的黄金贪欲生发出的时代拜金主义，除了异化着作为生命个体的女人与男人之外，如何浸染到社会组织机体内部，在工厂、作协、剧团、医院、出版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疯狂蔓延，将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如果说张欣在此间经营的一个个女性故事，总是不可避免地融入“他人即地狱”的黑色风景，那么，这风景便因着小说人物的女性身分而变得格外刺人眼目，女性小说特具的“破坏性的职能”也便由此凸现出来。在著名女小说家王安忆的《歌星日本来》、《米尼》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女性“人学”的立场，表现出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在人性审视与时代批判上的积极追寻。 在这种追寻里，以权力迁移来粉碎男性神话，赋予了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别具一格的破坏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权力”概念，首先涉及到的是关于权力的观念。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中关于男人与女人如何被期待或不被期待运用权力，已成为社会发展起来的性别角色期待的一部分，而且通过传统形成了固定且刻板的观念，这样的期待与观念不仅控制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他人行为的估价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运用权力的方式以及对他人运用权力的响应方式。按照人们对于权力的固定观念，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获得高级身分的往往是男人，女人则需要通过与具有高级身分的男人建立关系，以“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来享有这种高级身分——比如男人是商场英雄或大款，年轻美丽的女子爱这个英雄或“傍”这位大款，在人们的权力观念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反之，倘若两性角色不是按照固定权力观念下的社会期待出场，而是让男人去“傍”或去攀附高级身分的女人，就会被认为是反常的。可以说，一个人为社会所定义的“身分”，指涉的其实是人在某个经度或某个纬度上（如性别、门第、职业、财富等）优等或劣等的等级制度，由于高级身分本身便能够形成权力的基础，并给个人更多的机会取得任意一个权力源，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高级身分与高等权力是同义的。显而易见的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男人占有着相当数量的高级身分，因而也占有着权力运用的决定因素——如资源、专长、信心等，可是，性别差异使得女人即使有幸拥有了高级身分，也很难获得与男人相同的随其身分而来的权力。权力迁移即是指：把在身分和权力（固定观念）上男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某些东西，迁移到女性名下。正是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敏慧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这一权力迁移现象。在张欣的《爱又如何》里，就有一位物欲横流的时代造就的商界女英雄和女大款——爱宛，这个在经济生活中靠自我奋斗获得了高级身分的成功女人，却做着自己的爱情梦，沉醉在无数女性臆造的男性神话里，“喜欢肖拜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在她与他建立的两性关系中，社会权力观念里“傍大款”的主客位被颠倒了，形成性别意义上的权力迁移。经济权力（资源）的主体是爱宛，爱情使这个女人对所爱对象有求必应，她欣赏的是那清贫的男诗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潇洒不羁和清雅，因而甘心情愿提供大把金钱让他由着性子去西藏、新疆到处流浪，一旦这位男性偶像以浪迹天涯的形象回到她身边，爱宛会兴奋地整个人改变节奏，“又是给他找吃的，又是给他放洗澡水”，然后戴上诗人送上的小玩艺儿，完全堕入“难为他这么远带来，总是情，总是爱”的幸福感觉。实际上，肖拜伦在爱宛眼里很“酷”的流浪之举，以及他有意迷惑爱宛的那些“天才诗人”超凡脱俗的表演，只是爱宛的男性理想的虚证，是一种对男性神话偶像的错觉。肖拜伦不过是为了讨爱宛的欢心并从女大款手里讨来金钱，而制造佯装去西藏或新疆漂泊的骗局。他不仅没有真正离开所在的城市，还靠爱宛的慷慨供奉另租了居室，藏在其中以“青山卧一龙”的笔名炮制高稿酬的俗艳小说，同时与另外的女人姘居。那些让爱宛幸福非常的项链和手镯，也不过是这个假冒伪劣的艺术家情人从老藏的地摊上搜罗来的二手货，正如肖拜伦供认的，自己是一个无能且卑鄙的男人，只是需要借助爱宛的钱财（权力）来求生存求发展，所以“我只能是桀骜不驯的诗人”，赢得高级身分女人的崇拜，才可能通过间接性的权力实现达到个人的目的。有意味的是，在张欣把这一权力迁移下的男性神话打得粉碎之后，偏偏让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爱宛执迷不悟地蒙在鼓里，继续在肖拜伦充当她男性神话偶像的种种表演面前，“乖得像波斯猫一样”，这种对于男性神话众人皆醒我独醉的“零结尾”方式，或许完全是一种更艺术更有深味的粉碎吧。除此之外，张欣的另一篇小说《岁月无敌》、张洁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等，也都从权力迁移的角度显示出女性小说对男性神话的破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