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纪；也是被压迫民族觉醒、抗争、实现民族独立，走向昌盛的世纪。现代高科技电讯、电脑、电子技术的空前发展，世界经济、交通一体化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开放的世界更开放，敞开的国门更敞开，地球“变小了”，世界各国都成了近邻，各角落发生的大事，转瞬即传遍世界。特别是关于人类生存环境、前途命运的大事，成了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世界纪实文学新潮，正是在这种现代传媒空前繁荣，世界民心空前沟通的复杂国际背景中崛起，并风靡世界的。 世界纪实文学新潮一崛起，就带着它鲜明的国际传播与世界交流性质，影响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纪实文学的发展。但是，它与任何一个国家纪实文学的关系，都是双向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关系。无疑，世界纪实文学新潮也影响并加速了中国纪实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纪实文学既是世界纪实文学新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纪实文学影响着世界纪实文学的发展。 当中国古代纪实文学在新世纪革命曙光的照耀下，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和纪实文学新潮的巨大影响，开始向现代纪实文学转轨的时候，起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现代纪实文学，已进入了一定的发达阶段，并产生着国际影响。然而，具有先进文化思想和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知识界的仁人志士，不甘落后。他们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有灿烂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文体大致皆备的古代纪实文学的底蕴，在参加变革中国现实的伟大斗争中，一投入世界现代纪实文学新潮的写作，便很快掌握现代技巧，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中国现代纪实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20至40年代、5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等世界纪实文学新潮深刻影响的三个发展阶段，于90年代进入了与世界纪实文学新潮全面交汇的同步发展期。 本文着重论述自50年代起，世界纪实文学新潮的崭新发展态势及对当代中国纪实文学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世界纪实文学发展的新态势及其迅速兴盛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50年代，处于冷战状态两极对立世界的纪实文学，各自朝着适宜于本国国情的方向发展。纪实文学的国际交流，也因此而陷于偏极向交流的一端，形成相对稳定发展的新态势，各自寻觅着文体发展的新突破。到了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文体革新浪潮汹涌澎湃：“非虚构小说”、“新新闻小说”、“报告小说”、“特写式小说”、“纪实体小说”、“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文献性文学”等诸多富有创意的新名目、新探索，开拓着纪实文学腾飞的辽阔天空。尤其在美国和前苏联，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纪实文学空前发展的新时代。进入80年代后，“和平、发展”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逐目标，纪实文学也便风靡世界，更加成为瞩目的国际文学现象。于是纪实文学开始与虚构文学分道扬镳，形成双峰并峙、双美辉映的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格局、新景观了。纪实文学的确格外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尤其在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与独联体、中国等诸多发达国家如火如荼。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威廉·C ·诺特在其《纪实文学写作技巧》一书中说：“以美国为例，过去每年出版的虚构文学作品是纪实文学的三倍，但是这个比例现在正好反过来”（注：转引自吴松江《美国纪实文学评述》，《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应当说，这是文学在经过相当长浪漫历史阶段之后归真反璞，更加亲和人类自身的一种完善与进步。 纪实文学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和兴盛呢？国际评论家认为大致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1）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种综合性的边缘科学的产生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如前苏联文学批评家伊瓦绍娃在分析纪实文学成为世界性倾向的原因时认为，是“20世纪下半期科学、技术和艺术之间的联系的直接反映。”（注：《新时代的笔法》，见苏联《文学问题》1975年9期。）我国评论家丁刚， 在分析我国目前纪实文学名目繁多、文体多样、题材广泛的复杂现状时也指出：“我们似乎可以说，纪实文学的最突出特征不在于‘纪实性’，而恰恰是在于‘综合性’。这种综合性是现代社会的典型产物，它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现代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多种学科综合化、整体化趋向是同步的。从总体上看，它反映的是文学创作中的非文学化和非文学创作中的文学化这两种创作倾向，在此主导下，小说、散文、通讯、报告文学、调查报告、自传、新闻述评以及学术论文、报告等多种文体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因此，“纪实文学作品不仅是这样一种‘融合了双方面本质’的中间体，更是融合了多种文体特质的混合体。与以往那种单向性突破或交融相比，它们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示出了更为宽泛的多样性，综合性。它们往往是由多种文体的基本元素综合构成”（注：《纪实文学：异军突起的创作浪潮》，《天津文学》，1988年第3期。）。这些结合现代信息社会边缘科学、 交叉学科的发展和现代人思维方式变化实际的分析，的确是切中要綮的。 （2）与文学的自身发展有关。 由于虚构文学中的所谓纯文学在一定时期的畸形发展，越来越疏远人类本体，脱离现实，与广大读者群体的审美需求格格不入，纪实文学便乘隙而兴，很快以亲和人类自身、关注现实人生的本真审美特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得以空前发展。许多评论家在论及这一原因时往往这样指出：“非虚构小说的产生是与作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绝望联系在一起的。”（注：聂珍钊：《〈根〉和非虚构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9期。）如吴松江在叙述美国非虚构小说发展的原因时说：“60 年代到70年代，美国兴起一种‘实验主义’手法热潮，写出的作品结构破碎，时序混乱，行为古怪，内容晦涩……更多的作家抛弃了读者，忙于自己挖空心思泡制那些无法卒读的玩艺。正如英国当代批评家大卫·洛奇指出的，当文学走到‘现代主义’的极端之后，它就应该会自动‘摆回’到现实主义的那一端。非虚构小说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风行美国的”（注：转引自吴松江《美国纪实文学评述》，《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陆文岳对于这原因则分析得更为具体：“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电子工业和航天事业的惊人成就使人类的一切幻想变为现实，同时又刺激着人们去追求新的梦幻世界。所有这一切，是那样的陌生、新奇，那样令人震惊，激动，那样的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在千奇百怪、难以捉摸的现实面前，现实主义小说家退却了，转向了，他们在弗洛伊德主义、直觉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下，放弃马克·吐温、德莱塞、菲茨杰拉尔德等小说大师树立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实验各种超小说……但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形形式式的时髦风尚。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缺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艺术作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当小说家的沃尔夫们和想重整旗鼓的卡波蒂及梅勒开始实践起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填补了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空白。”（注：《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兴盛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样式》，《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以上这些对文学自身原因的分析，都是合乎实际的。 文学一刻也不能疏离它受众广大的接受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