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95—07 当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时，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是伴随着广大民众的极大热情与殷切厚望，一步步从恢复到发展再到繁荣。直至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的全面开花——各种创作流派、技巧方法频频交错递嬗，各种文艺思潮、理论观点不断竞妍迭起，而恰在此时，广大民众却与文学两厢遗忘。这个事实留给我们的作家和理论家们一个尴尬：他们苦心探索、执着借鉴的艺术成就竟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拒绝和忽视。正是在这种境遇下，近年来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悄然兴起。那么平民意识的凸现是否真的能够使文学再度引起广大人民的厚爱和适应文学自身的发展？本文试图对世纪末文学创作中的平民意识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的再度兴起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熟着，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划为阶层”[1]。近20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引发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摆脱了运用政治力量和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抑制正常的社会成员分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以阶层为单位的社会成员分化期。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分配方式的变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可能。相对于改革前“全国一张工资表”的情况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反过来，社会结构优化基础上的重组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并对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产生推动作用。只要肯定改革，就必然会肯定这一分化的主流是积极的。 在已分化的社会各阶层中，平民阶层，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为数最多的群体，正日趋庞大与成熟，他们的稳定生活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他们的真实关心和理解，不仅是执政当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学不能推卸的使命。然而遗憾的是，社会转型之初，面对生活的巨变，有些作家无力积极地调整自己，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没能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验变动的、真实的人生，发现社会的新矛盾，关注民众的新状态，提炼时代的新主题，塑造生活的新形象，汲取写作的新营养，让文学真正进入时代，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一些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致力于“文学的突围”：借鉴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新技巧，进行着先锋性的试验。应当承认，这些先锋性的尝试在文本形式的探寻、个体生命奥秘的揭示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形式，而且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文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有些作品是相当成功的，但也存在着漠视现实，把个体生命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倾向，致使文学远离大众，走进象牙塔，使其在现实生活的边缘踽踽独行。而此时正在实际生活中务实地艰辛行走的读者们也发现，作家们向他们提供的作品，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审美需求太远了。因此，读者抛弃了远离他们实际生活的文学。文学抛弃了读者，读者也自然抛弃了文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从平民立场出发，以代表大多数的平民利益为根本，以描写平民生活为主，并在美学追求上关照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的作品相继问世。8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的一些中年作家体现他们视点下沉、关注底层的作品，如池莉的《午夜起舞》、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毕淑敏的《源头朗》、闫连科的《黄金洞》、迟子建的《白银那》、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以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代表的一些90年代后引起注意的作家们描写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基层农村改革中广大工人农民的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批反腐题材的作品如《苍天在上》、《抉择》、《天网》、《法憾汾西》、《硕鼠》等，把反腐题材与底层平民生活艰难描写结合起来，一边是斗酒狂欢、纸醉金迷，一边是工人长期开不出工资；一批长篇小说也对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如《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北方城郭》、《天下财富》等；还有近期的一些作品，如徐坤的《乡土中国》、李肇正的《城市生活》、聂鑫森的《车在旅途》、王世春的《春忙·春茫》等等。这些具有平民意识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平民世界的现实生活和内心精神的展示 关注广大平民百姓在当代现实变革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是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们的共同特点。一些作家作品从平民阶层的立场出发，把笔触深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深处，描绘了一幅幅鲜活的底层平民生活图画，塑造了一个个平凡的芸芸众生形象，揭示了在经济文化转型的阵痛中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既让人看到了人们日常身边的烦恼与温馨、欢喜与忧虑，具有现实生活的泥土味和烟火气；又从各个角度写出在商业大潮下平民百姓的苦斗与所得，不失时代进步的艰辛与希望。 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描述了普通工人张大民一家几十年的艰辛生活。作品虽凭借其诙谐幽默的笔法令人忍俊不禁，但给读者带来的并不仅是轻松的阅读快感，而幽默中暗含着苦涩无奈，轻松中隐藏着艰辛沉重，笑是含泪的笑。幽默轻松本应建立在对生活自信的基础上，而殷实又理当是自信的前提。缺少生活殷实、自信的张大民的所谓幽默只能是“贫嘴”。在这篇小说中，“贫嘴”是作品的艺术形式，“贫嘴”是主人公张大民的法宝，是他对付苦难生活的不得已的办法，“贫嘴”是平民百姓在无奈的现实生活中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贫嘴”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质疑、愤慨特有的艺术表达形式。作品以其内在的深刻意蕴令人掩卷后“长太息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艰”。 平民世界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的，它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转型时期的多元的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也必然对平民的内心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李肇正的中篇《城市生活》讲述了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人到中年返回上海后，一直蜗居在一间8平方米的斗室里， 终于盼来了一室一厅的新房，而正是为了装修、添满这个人届中年才盼来的小家，一对恩爱的夫妻由患难与共而分道扬镳。小说虽选取了上海和上海人这一特殊的描写对象和环境，但并不意在对这一中国社会之独特人群和独特人文环境作更多的文化意义、地域意义、历史意义的探讨挖掘，而仅是选取中国最大城市作为背景，来展示当代社会城市生活中金钱物欲对平民百姓的折磨挤压，和作为平民阶层的中小知识分子在金钱物欲与师德良知、亲情爱情较量中的困惑、徘徊、挣扎。如果说是生存空间的狭窄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强化了主人公宋玉兰的小市民的自私心态，那么商业大潮所孕育出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则是她的自私得以膨胀爆发的现实理论和哲学基础。 社会向商业时代转型，使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处于双重尴尬。在经济方面，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平民阶层是不争的事实。更或甚于在精神上也处于平民阶层，因为“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因此，没有经济基础的所谓文化领袖精神也已不再对民众对时代具有领导意义了。失去了经济和精神双重优势的文化人难道还不是平民吗？对于知识分子所处的这种双重尴尬，李国文的《涅磐》、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梁晓声的《学者之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作家梁晓声甚至大声直言疾呼：“那么谁来担保从事有意义的研究的人，不沦清贫者？”[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