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新中国文学50年研讨会于1998年11月9日至13日在重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新中国文学50年”的总主题，就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演进、经验与教训，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对新中国文学50年的回顾与总结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建立一体化文学格局的努力。但文学生产是个体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建立一体化文学格局的后果是大部分作家的“失语”。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和写实方法情有独钟，这与民族的百年忧患有深刻的联系。50至70年代的文学被捆在“社会”这一点上，并直接滑向政治。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受害的是文学，但也使文学保留了丰富的社会政治资讯。而当前文学的社会意识却逐渐淡化，是一种匮缺。50至70年代一直营造一种“欢乐”文学，造成文学风格的单一，是一很大教训。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的发展不能割裂，对新中国50年文学与前30年的关系，或50年中17年与文革10年、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也应这样看，不应以今天的价值标准否定17年文学，也不应以17年的价值标准否定新时期文学。 与会学者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17年、“文革”、新时期文学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当代文学史的“通史”太多，但专题性、阶段性研究不够，这也就决定了通史的质量不太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从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视野中来认识17年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古典色彩，建立起文学的现代品格。但40年代以后，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古典色彩重新得到强化。这种古典色彩体现在以伦理道德情感代替文学的理性精神，以绝对的二元对立方式代替相对性的艺术思维方式，以简明直接的审美要求代替现代艺术的审美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情感滋润，进入5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从历史行为来说，我们从农村又进入城市；从文学情感来说，我们都依恋以至返回“乡村”。这是一种“错向性”的文学。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赵树理。赵树理对文化的接受是广泛的，受鲁迅影响很大。语言是通俗的，但又是个人化的、有韵味的。赵树理早年的一篇小说《白马》非常“现代派”，说明赵树理是了解现代派作品的。赵树理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路，如果没有赵树理、孙犁，解放区文学完全是另一种样子。“17年”在理论上也有建树。 有的学者认为“文革”文学也不是一片空白，应该重视对“文革”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研究，对浩然也不能简单化。有的学者在谈到“文革”文学与反映“文革”生活的文学时认为“文革”文学是新中国50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恩格斯的不应将欧洲中世纪看作是历史中断的观点，对我们研究“文革”文学是有启发的。“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反映“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人民的苦难可以展示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当今要产生震撼人类灵魂的伟大作品恐怕要在反映“文革”生活中出现，或者说不能回避“文革”生活。 关于新时期文学，有的学者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描述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行程，认为新时期文学大致经历了社会政治意识、文化意识、生存意识的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意识。从1980年开始文学中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到寻根文学达到高潮。80年代末社会生活由政治化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使文学从文化意识层次逐渐向生存意识层次推进。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和新生代的创作都表现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关于当下的文学状态，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文化与经济的严重错位和落差，知识分子的分化已成为事实，从两个向度来消解现代“启蒙”话语已是当下文化焦点：一方面向体制话语靠拢，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对现实的粉饰，对现实主义悲剧性和批判功能的消解，甚至为某某工程的功利性写作；另一方面是向物质主义时代的商业欲望化写作投降，“晚生代”中个别人否定一切文化遗产，消解一切价值判断，批判“五四”启蒙精神，不仅仅是无知，而且是进入商业化写作的必然趋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法 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思想理路，一是列宁说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一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者的辩证统一应是我们所取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依据什么来对当代文学50年的史实作出阐释和评价，又依据什么来构造文学史的逻辑框架，这就牵涉到一个文学的价值标准重建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当代文学史观的问题，认为就目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来看主要有两大文学史观：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人本主义或启蒙话语正在建立自己的权威。启蒙话语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有它的深刻性，但它同样是一个精神乌托邦，无法规范历史，在如何逼近历史方面也存在着“距离”。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的“历史真相”之间尚有不小的距离，发掘、整理难，编辑、出版更难，要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