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诗派进行一番冷静的巡视后，我们捕捉到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现代抒唱群落中的不少歌者都擅长使“双枪”：兼具诗人与诗论家的双重身分。随着现代主义诗潮在30年代的壮大强化，日趋走向理论自觉的现代抒情主体——流派核心层的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杜衡与林庚、金克木、徐迟、废名、梁宗岱、曹葆华等诗人，都纷纷著文，在《现代》、《水星》、《新诗》、《小雅》上陆续发表，如《诗论零札》（戴望舒）、《望舒草·序》（杜衡）、《又关于本刊的诗》（施蛰存）、《象征主义》（梁宗岱）、《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金克木）等。这批应和时代与艺术发展需求，探讨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的代表性文献，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论自觉。现代诗派相对系统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建构，因其注重本体、有的放矢，在对整个现代诗派发挥催生助长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现代诗的艺术流向。 一、个性化诗歌“内质”的注重 现代诗派是站在别人的肩上开始艺术攀登的，前驱者的经验抑或教训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无穷的启迪。它崛起之前，诗坛潮涨潮落的喧腾中有两类诗：早期白话诗与新月诗。前者冲毁了旧诗堤岸，讲究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注重形式的自由解放；后者促成了新诗的规范化，后期对“三美”的过度张扬，使之渐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二者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忽视诗情、诗意、诗味的偏颇。出于对这两类诗的反拨与矫正，现代诗派的歌者们自走上现代化前沿开始，便无不承续古诗“以意为主”、“情者文之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传统诗学观念，重视意蕴“内质”的铸造，将情思之根视为诗歌枝繁叶茂的必要前提。杜衡说：“没有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仅仅是官能的游戏，象这样的写诗也实在是走了使艺术堕落的一条路”，少“架空的抒情”才是“诗歌的正路”（注：杜衡：《望舒草·序》。）。戴望舒的《诗论零札》的核心思想即诗情，强调感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将之视为诗歌的生命支撑与先决条件，17则论述中涉及诗情者就达9则之多； 他主张“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情绪的形式”，“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他之所以后来疏远重音乐性的魏尔仑，而趋近重感觉的果尔蒙·耶麦，与他对诗情的看重是分不开的。徐迟认为内容乃诗的基本元素，诗要写“实情实理”；林庚更鲜明地坦言诗的“内容永远是人生最根本的情绪”（注：林庚：《春野与窗·自跋》。）。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是施蛰存的一段话。当读者们投书《现代》抱怨其诗无从索解时，他则在《又关于本刊的诗》一文中宣称：“《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此处所言之“诗”涵义深长，它是从文学体裁的本质与纯诗艺术表现的立场出发，所特指的“诗质”；此处所言之“现代情绪”，当指一部分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那种苦闷忧郁的心理状态。 一句话，现代诗派是一个注重诗歌内质的抒情群落，诗人们林林总总的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诗是心灵化艺术，人之主体是诗国的太阳，主情主义是现代诗派的核心观念。这种指向与黑格尔老人对真正的诗都“出于内在的本质”的界定极其相似，这种对内质意蕴的强调，使现代诗派抓住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应该说人生派与浪漫派诗歌也无不重视感情的作用。现代诗派在这方面的优卓之处是因为接受瓦雷里创作“完全排除非诗情成份”观念影响，特别讲究情绪由实情向诗情的转换，在诗情的变异上下功夫，即从心灵的融入与重组，使内向化的诗歌本质得以确立，显现出独特的内质个性。戴望舒认为“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变异——笔者注），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他受意象派理论启发，讲究诗情的变异与丰富性，要求诗歌表现人的感情涟漪与细微的情绪，表现“神经系统的不明了的瞬间的感觉和心境”。所以称赞果尔蒙的诗的“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而杜衡、施蛰存的内质理论更伸向了潜意识表现领域，认为诗人写诗，正如“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注：杜衡：《望舒草·序》。），“隐秘的灵魂”说穿了就是人的潜意识。金克木则说：“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新东西的共同特点便是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现代诗人的任务便是要“用纤微难以捉摸的连系来表现都市中神经衰弱者的敏锐感觉”（注：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937年第4期。）； 并且在表现这种敏锐纤细感觉时，他强调反即兴与诗情的锤炼转移，主张感情第一次流过不能成诗，只有待它再次流过时捉摸其发展，玩味其心绪，并将情绪化为形象方可成诗。 一种观念孕育一种诗歌，心灵化的理论前提使现代诗群不去描摹外在的生活视境，也不凌驾于时代与现实之上做豪放而空洞的抒情；而是不论面对新事物旧事物、雅物俗物，都能做心灵的观照与反省，赋予其诗意的蕴含与色彩。同时潜意识与感觉理论的渗入，又注定了他们的歌唱常疏离时代风云，表现徘徊于十字街头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郁闷愁苦；诗在他们那里成为“受伤的灵魂”的外化载体或心灵雕塑，其中虽不乏一定的时代培植的“公民情绪”，有些诗也或多或少地折射了时代的精神面影，但大部分内容狭窄，声音纤弱，充满感伤，社会价值不高，这也注定了它后来的必然解体与后来者对它的必然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