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遭非议的一个流派，历来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缺少必要的论述和分析。对于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很长、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的流派的考查，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本文拟从它与民初办报热潮关系的角度作出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个性”。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必有其社会根源。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其它文学现象所不同的，则是它与近代报刊息息相关的命运。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因循守旧，闭关锁国。民族工商业极不发达，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很少，还没有大量出版商业报刊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不仅官办的《邸报》，就是民间报房的《京报》也得不到发展，长期处于传抄谕旨、奏折等官文书的状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欧美则迅猛发展，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后，自18世纪60年代起，又开始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生产力极大提高，科学文化日益发达。报刊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传播媒介和舆论工具。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商船和军舰，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接踵而至，带来了商品、鸦片和圣经，也带来了内容与形式都比中国古代报纸先进的新型的近代报刊。 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彻底崩溃，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为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社会条件。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与民初蓬勃兴起的民主共和政治相适应，掀起了一场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创办报刊热潮。“那时正值国家鼎革之际，社会一切都呈着逢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萌生新思想，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候，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三、邮递利便，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注：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 《万象》1944年9月第4年第3期。）中华民国诞生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起草和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使民众政治热情倍增，打破了自秦汉以来言论禁忌、文字兴狱，绝不允许妄议朝政和评说政治的禁锢，纷纷创办政治、文化报刊，宣传各种思想和主义，探讨时政，发表评论，社会上民主自由空气高涨，报界言论自由观念日益加深，使报刊这种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利国利民的作用。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多里，全国仅报纸就由10年前的100 多种，陡增至500家，期刊达700余种，仅报纸的总销量就达4000万份。这些新创办的报刊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种类繁多，内容博杂，分属不同的党派、团体，大体有这样几类：“一是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主要报道各地举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情况，宣传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二是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各党派政党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主要反映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和主张； “三是科技、文艺、教育、实业为主的知识性、学术性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四是以妇女问题、宗教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为主的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这一时期的报纸在编辑、印刷上都有很大进步，大部分报纸均辟有文艺副刊，主要刊载小说、戏曲、诗词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随着政权的落入袁世凯政府手中，民初的这股创办报刊热潮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便迅速冷却，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革命促进了民初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不仅宣传了民主共和的观念，丰富了国民的政治学识，起到了“开通民智，鼓荡民气”的作用，使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也为鸳鸯糊蝶派的产生形成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和丰厚的社会土壤。 鸳鸯蝴蝶派形成于清末民初，关于它的源头，鲁迅认为“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的，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 物产最丰饶的长江流域的经济门户。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辟为通商口岸，且强行建立租界。自1946年起占地面积逐渐增至六万四千余亩，租界人口激增至数十万，舞厅、烟馆、妓院、赌场等醉生梦死的场所日益兴起，上海迅速取代广州、香港，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呈现出空前的、畸形的繁荣。外国人还在租界出版了一大批报刊，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中心。正是这样的生活条件，吸引了最初的一批“才子”来到上海，这些人深受封建思想熏陶，又多少受了一些西方思潮影响，在浸淫于笙歌檀板，流连于勾栏院曲之余，在清末民初兴办起来的报纸和刊物上大做其“红粉怜才，青娥解意”、“怜卿怜我，同命同心”的小说，对鸳鸯蝴蝶派的雏形起了催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李伯元于1903年左右办的小报。吴趼人在《李伯元传》中说他“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音，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办《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于是李“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注：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1卷3号，1906 年11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其内容不过是“为诽谐嘲骂之文”，“记述倡优起居”而已，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倾靡社会，于是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注：郑逸梅《孤芳集·〈南亭亭长与安垲弟〉》1932年8 月益新书局出版。）这样的报纸，实为后来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杂志做了足资效仿的方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