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章·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 月版。）若以这种“个人”的发现作为现代文学具有了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这种“个人”的发现，并不始于“五四”而应将源头回溯至本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因为早在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已提出了“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注：“四无”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2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的四无主义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原则。如果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视为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性特征，也同样要追溯到本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因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自由为旨归，既反封建主义，又反帝国主义，率先倡导平等、自由、男女均权、进步主义、世界主义等现代价值观念，可以说正是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的原点。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出现的，单纯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创作数量不多，也很少受到重视，但为理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对之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一 本文打算先分析三篇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以见出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在本世纪初所独见的激进、前卫性质。第一篇是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虞初今语·人肉楼》，时间是1902年。这篇小说出现在梁启超主办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新民丛报》上显得有些非同一般，因为它所持有的明显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观念。小说的主人公叫“天冶子”，生长于“华胥国”，这个“华胥国”是“不知所谓君臣，不识所谓治乱”的“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也”。天冶子带一童子偶入一国游玩，被这国中的人擒住，“亟欲肢解之。”他连忙辩说：“予人也，非禽也”。捉他的老翁说：“汝知此地否，此地名为须陀，吾祖自们焦来居于此，已数百年，专以食人为事，不意此地有数亿人，愈食愈多，食之不尽，顾未尝得一清洁白晰如汝者，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矣。”天冶子随后被带到一处酒楼，楼上悬额为“人肉楼”，其中一位老妪啖人肉最多，十余年间啖须陀人数百万，她旁边有数十人，“专执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妪”。因天冶子人种特殊，所以有人建议先将他“养于一室，待其驯性，察其举动，乃可烹之”。天冶子被关进一室，其地广大无垠，蓄人无数，其中人皮、人眼、人耳、人心、人手足、人脑等各为一堆。“其中，最上品者，乃为人脑，故最为可啖。”而且烹人也分先后，瞎者、聋者、傻者等都排后面，“其目炯炯而其心昭昭者又最多言语者则先之，不特先之，而又多之，故今所余，炯炯、昭昭者无几也”。就在天冶子将要被烹的时候，他带的小童子逃脱，跑回华胥国报信，结果华胥帝举大兵飘忽飞来，声讨其罪曰：“吾种不同须陀种，非易烹也，岂有野蛮烹文明者乎！”遂肆意杀戮，结果使须陀人与扪焦人皆受戕贼。须陀人到这时方才醒悟，“知扪焦人专食我种，也并起而逐之”。结局是“闻老妪走于荒野为村夫所执杀云云”。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政治影射性质，老妪即西太后，扪焦人即满族人，须陀人即汉族人，“华胥国”即梦中理想之国，在这里是以西方为背景想象的一乌托邦国家。“天冶子”有自然之子的寓意。这篇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不同于一般倡导革命的小说，着重于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而在这之上加上了文明与愚昧的对立，而这正是此后的五四人的启蒙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华胥国“不知君臣、不识治乱”，是“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显然寄寓着作者一种不同于传统专制社会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与“以人为食”的扪焦人的冲突，就成为一种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人与非人的冲突。而这种文明、愚昧之辨，人与非人之别正是“天赋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意识觉醒的产物。其次，它不只是对满清专制者的吃人罪恶的揭露，而且是对数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抨击。小说中写到天冶子在囚室里看到“食人品分数千、又分新旧，一一标识，最古者为比干心，为鄂俟脯，其次为子胥目，为方孝孺……”由此可知，小说对吃人者的指控已不限于清朝统治者，而指向沿袭已久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对“吃人”的主题的拓展，显然是鲁迅《狂人日记》所揭示的“礼教吃人”思想的先声。将传统社会里推崇的“忠臣贤相”统统视为吃人制度下无谓的牺牲者，这非已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人”的观念的转换者不能为之。而正是无政府主义者以绝对的“自由平等”为号召，成为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反传统的急先锋。这是较早的一篇以“自然人”的理想批判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小说，作者显已具备了新文化启蒙者所倡导的“现代人”的观念，它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明显相通之处。但它作为小说，还没有完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转换，它沿袭了传统的笔记小说的文体，“虞”即是西周始置的掌管山泽的官员，《虞初志》为记载山泽之间的奇闻轶事、志怪志异之作，显然作者以《虞初今语》为题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策略，这增加了它的隐晦和婉转，但也阻碍了它的创作意图的传达，旧的文体束缚了作者新的思想。而《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篇之作的意义，应主要地在于其“格式的特别和忧愤的深广”，而不是象有些论者所强调的它是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小说。因为《狂人日记》不仅具有思想观念上的现代性，更在于它还具有了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对一种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的文体形式的运用。同是写“吃人”，《人肉楼》，类似于一种站在局外人立场所做的“奇闻录”，而《狂人日记》则空前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彻底打破了前者听故事时的超然心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强烈的审美感觉经验，这种现代文体的采用与作者的深广忧愤合而为一，所以《狂人日记》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如果说本世纪文学中“人”的现代观念的出现在《人肉楼》中只是初萌，那么到了蔡元培的《新年梦》，这种现代人的理想已充分展开。《新年梦》写于1904年，也是一篇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自号“中国一民”，这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世纪新人”形象。他是“中国人”，但又是“世界人”，他已具有“世界公民”的现代人类意识。他本是江南富家子弟，但自幼性情古怪，读书之外，喜学为“圣人之徒”所不齿的“工艺”，木工、铁工无所不学，一学就会。16岁离家，放弃遗产，自食其力，到通商口岸勤工俭学，学会英德法三国文字，后来游学欧美。因为他最爱和平自由，所以先到美国，后到法国。又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所以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出于兴趣研究哲学，毕业后又几乎遍游世界，然后回到中国。走遍世界的“中国一民”认为现代的世界之弊在于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对抗，耗掉了许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导致“人类的力量还不能胜自然”，因此，世界大同还很遥远，所以最迫切的是“让那没有成国的好好造起一个国来才好，中国人有家没国，还天天说自己是中国人，真是厚脸皮吓”。“中国一民”认为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把靡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了公就好了”。他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实现不了这个使中国人由“家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理想，就在梦中展开了他的20世纪新中国、新世界的设计。先是“立国”，再是“立人”，将文明的事业做到极顶。小说中颇有一些在当时人看来颇为惊世骇俗的设想，如在讲到未来文明社会的道德风俗上，他有这样的描绘：“那时候人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倒很有条理，没有推诿的马胡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倒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并没有男子狎娼、妇人偷汉这种暗味事情”。法律废除了，裁判所也取消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不拼音，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最后这种达到顶峰的新文明又从中国，传到俄国、美国、印度、澳洲，直至全世界。大家商量开一个会，把国家都消灭了，把那个已无用了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了一个“胜自然会”，人类再无互相争斗的事情，“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个世界大同之日到来的日子蔡元培先生把它定在下一个甲辰年，即公元1964年，其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的前夜，这是一个为时六十年（一个甲子）的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者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乌托邦的宏伟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