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着独立科学体系和创造精神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对客体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和理性判断的同时，一方面总是与文学创作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又必然会映射出某一特定时代的投影。因此，当我们梳理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概况时，就必须对现代散文创作的流变轨迹、斐然实绩以及现代文学三十余年间动荡不定的时代特征、社会背景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 中国现代散文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时，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挣脱封建枷锁，发现“人”的价值，鼓吹精神自由，提倡个性解放，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突进的狂飚。这一时代大潮必然会波及文学领域，使之产生革故鼎新的深刻变化。对于散文来说，其最主要的变革，乃是基本观念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一批具备反叛精神的五四新文化战士，率先对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散文观进行了猛烈抨击——不啻为现代散文理论批评体系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此后，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参照西方的文学分类法，首次提及“文学的散文”这一未能将小说剔除在外，而仅与诗歌、戏曲相对的宽泛概念，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使现代散文自产生之日起，便脱离了一般散体文章的范畴而进入文学领域，明显地区别于仅与韵文相对的古代散文概念。 1921年6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著名的《美文》， 对现代散文观念的确立起了不可低估的奠基作用。作者介绍道：“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就进一步在散文和小说之间划出了界限，确认了散文具有其他文学样式不可替代的艺术表现功能。 与此相呼应，王统照的《纯散文》、《散文的分类》以及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等相继发表。他们在认定文学散文的美感作用及特殊地位方面，与周作人殊途同归，取得共识。这两位作者不仅指出“纯散文”会“使人阅之自生美感”，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而且比较自觉地将其看作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一种文学形式。 同样对现代散文理论批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鲁迅于1924年翻译的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有关英国随笔体散文特征的阐释：“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题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 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这些形象的描述，与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的“载道”意识、“八股”程式背道而驰；它所界定的，显然是一种以作家个人为本位的、全新的散文观。 这样，我们便可以把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即现代散文“观念蜕变”期理论批评的特点归纳如下： 其一，注重对国外散文理论与创作的借鉴。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自谓“取法于西文”来界定文学的范围。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论及做好白话散文的“凭借”之一，便是“直用西洋词法”。周作人通过其《美文》竭力推荐爱迪生、兰姆、欧文、霍桑以及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等人的“美文”，以拓展中国散文家的艺术视界。王统照在《散文的分类》中，把散文分成“历史”、“描写”、“演说”、“教训”、“时代”等五种类型，且着重介绍“杂散文”的特质，其理论依据主要出自美国文艺学家韩德的《文学概论》。胡梦华的《絮语散文》则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坛流行的“絮语散文”，并论及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约翰孙、高尔斯密、爱迪生、史第尔、兰姆等名家的创作。 不难看出：现代散文理论批评在确立观念的初创阶段，便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而决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这无疑应归结于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当时中西文化发生的第一次碰撞、交汇和同化过程中，文坛先锋自觉地契合除旧布新的时代要求，热衷于将国外的新思潮、新学术“拿来”为我所用，是十分自然的。 其二，强调“自我表现”的审美价值取向。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作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周作人的《美文》认为，创作散文时“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胡梦华的见解是：从一篇絮语散文里，“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而给中国散文家以直接影响的厨川白村亦有类似的观点：“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 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随着“以个人为本位”新散文观的确立，在散文创作中表露真实的“人格”，即个性色彩，已逐渐成为散文作家抒情言志的内驱力和自觉的美学追求。其间，理论批评的导向作用是不可抵估的：当衡量一篇散文是否具备审美价值，主要看其是否生动地、深刻地袒现了“自我”真实的思想、性格和情感时，现代散文便在观念体系、价值体系方面显示了与古代散文的根本性区别。这一价值观的盛行与英国随笔在中国的传播、普及是分不开的。当英国随笔与中国散文界结缘之后，这一文体所固有的西方特质——反传统、非理性的民主意识，尤其是那种热切关注“人”的价值、鼓吹个性张扬的艺术主张，便适时地迎合了正在寻觅变革之路的中国现代散文的需求，两者气脉相通、一拍即合，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再从创建现代语体的需要来看，英国随笔那种“我手写我心”的语言表达方式，俨如家常絮语，无拘无束，亲切自然，这为中国散文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照系，使其“以白话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实验得以更自觉地沿着废除文言规范、创造现代语体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