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19（1999）02-0016-17 80年代末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空前激烈的否定。海外“新儒学”派、国内新生的“后现代”、“后殖民”派，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现代以来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失范、文化专制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五四新文化的激进主义；“五四”启蒙文学也就成为当代功利主义“载道”文学的源头而受到指责。 这种对“五四”的“误读”，不仅有现代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历来冲突的远因，更有建国以后新文学“正史”基于现实需求对新文学史描述的失当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同时，多元而又不平衡的现实文化、政治语境也导致“五四”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 五四新文化果真应当对中国当代文化与社会道德的危机乃至对政治的过失负责吗？ 本文无意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而仅仅从新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出发，廓清我们在历史认识中的一些误会。 一、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从“五四”开始的。人们通常喜欢用河流来比譬历史，因为历史的形态正像河水，不舍昼夜，永远向前。因为认定历史是一条河，于是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在很多时候便成了考证源头、廓清主流与支流的“正名”的工作。“主流”亦即“必然”，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依据自己的需要梳理历史的主流以支持现实的“正确”性或必然性。新文学的历史不长，五四文学作为源头也还不至于引起争论，基本无需考证。因此，新文学史学的建立和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成了“五四”以来文学主流的界定、描述与论证。 新文学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呢？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建国以后。当时根据国家教育规划，各高等学校文科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对象是“五四”以来至1949年的新文学。建国以后众所周知的政治氛围，使新文学史叙述从一开始就附庸于政治革命史。王瑶先生完成于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建国以后最早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这部文学史的基本方法便是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历史论断和价值准则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进行规范和描述。尽管这部文学史因其包容广泛、阶级论强调得不够十分突出，在当时颇受到指责和批判，但是它叙述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却标志着建国以后新文学史的基本叙述方式。 建国后30多年间出版的新文学史专著、教材，无论是个人撰写的，还是集体编写的，都将新文学定位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上。新文学史的分期，也依据中共革命史的分期进行，并由此形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新文学“正史”情节：五四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以后文学） 这条清晰谨严的情节线索，使新文学史上有相当部分的重要作家及其创作被置于“支流”或“逆流”的位置；而文学史上若干偶然的事实，也被赋予历史理性。例如，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新文学发表的看法，本是以个人身份发表的言论，却被作为共产党领导新文学的集体行为。与此同时，一些关乎新文学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则被淡化甚至抹去。在这条历史情节中，巴金、老舍、曹禺等成就卓著的自由作家作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其主要创作尚能得到肯定，而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等作家的创作与思想，则作为“资产阶级”受到严厉的排斥。一些在解放后受到批判或被定罪的作家，如胡风、路翎等“七月派”，在文学史上或被作为逆流描述，或干脆消失。更普遍的现象是，一大批卓有成就而又很难鉴定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流派、作家、作品，如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九叶诗人，萧红、李劼人、钱钟书、张爱玲等，在文学史上竟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总之，建国以后的新文学“正史”，是砍削了文学史上许多现象之后抽取并赋予其逻辑含义的线索，它将新文学存在的实际历程作了过于简单的归纳，其结果是新文学史仅仅成了左翼革命文学史。左翼革命文学史是新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中国新文学30年风云更迭、复杂坎坷的历程，在受政治意识形态严重规约的“正史”中，呈现为单纯而因果分明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直线图。 我们无意指责新文学史家的立场与眼光。事实上，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建国伊始和文革结束产生的文学史，叙述者在可能的范围内，已经尽量地为保持历史真实作出了努力。它们的严重局限，是时代的，而不是叙述者个人的史识与水平问题。 但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新文学“正史”在对历史进行叙述时所遵循的方法。“五四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以后文学）”的情节，是历史决定论及社会进化论思维的产物。它由中国现代社会政治革命的结果反溯其因，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当然地看作新文学的必然结果，并且是文学进化的结果。历史决定论的明显弱点是它将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当作在必然律支配下肯定发生的事实，那么，原本是不确定的历史便成为朝着历史的理性目的行进的必然过程。建国以后30年间的新文学史在叙述新文学的历史过程时所体现出的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自上世纪末以来充满动荡和突发事件的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实在，也抹杀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与最终结果的来之不易。与历史决定论相伴随的是社会进化观。这种思维将结果无可置疑地放在合理与进步的位置，这是导致我们对历史缺乏反省、从而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