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的成功，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她所创造的阐释者。阐释者在她的小说文本中的时隐时现，如魑如魅，难以捉摸，可同时又那么生机勃勃，令人惊讶之余，禁不住心醉神迷。你不得不承认，她的小说“总是弥漫着阐释者的魁力”（注：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7月11日。）。 阐释者的魅力源自何处？当我们用“魅力”这个词来概括阐释者的特征时，事实上已表明了指称对象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所以，极有可能的是，我们的“解魅”过程劳而无获，面纱揭开了一层又一层，不是越揭越少，而是越揭越多，面纱后面始终是面纱，阐释者的真实面目并没有清楚明确地显露出来。但可以自信并自慰的是：在每一张面纱揭开后，我们看到了阐释者更加丰富、更为迷人的身影，领略到了更为复杂与美妙的艺术风致。 阐释者自身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 通过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你会发现，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里面所有的事件和活动，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是由阐释者讲述的，而不是由事实客观显示的。也就是说，叙述者的身份是叙述代言人而不是旁观者。即使阐释者／叙述者并不是文本中的人物，与事件发展无关，但他不自觉地把自己人物化了，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文本正是在阐释者的思想、感情、愿望的操纵下运作并生发。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如此重要的阐释者并不是个意志坚决果断、价值取向鲜明的人。相反，他总是在是与非、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情感与理智之间踌躇不决、摇摆不定。他无法旗帜鲜明地站在一方去否定另一方。由他所操纵的人物，自然也具有两面性。在那些被人们通常所讴歌赞美的人物身上，阐释者在讴歌赞美的同时，又本能地展示了他们的残酷性和不完美性，如《雌性的草地》中的沈红霞，她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怕甚至可憎的人，《扶桑》中的扶桑则是一个可亲而不可赞的人；至于那些凶恶卑劣的人，阐释者又不忘凸显他们善良勇敢的特征，如邪恶狡诈的小点伶俐可爱，残忍好斗的阿丁、大勇公正侠义，这些优点和缺点共存的人是那么真实地走进了你的视线和心灵，你不仅看到了他们的挣扎痛苦同时你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挣扎痛苦。 不应否认，严歌苓早年写作《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时，受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信念的鼓励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她的阐释者也自信得意，雄心勃勃，像一个急于报告、传播新生活气象和真理的布道者，一点也不迷人。1988年底，《雌性的草地》发表后，严歌苓将她的阐释者送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阐释者一会显得幼稚，一会显出成熟，一会热烈奔放，一会冷静沉思，正是在种种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姿态中，阐释者展示出她的丰盈与美丽，她说知青时荒诞不经，谈爱情时枝蔓杂生，论“文化大革命”时离题万里，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她道出了有关知青、爱情、“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题里最为纯粹动人的东西。 许多评论者在将《雌性的草地》归为知青小说的同时，又明确地意识到它与以往的知青小说有所不同，“并无十分明显的政治反思和批判的倾向，也没有那种最能引发人们同情的，为知青说话的功利性极强的激情”（注：黄国柱：《留恋芳草地——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读后》。《雌性的草地》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那是块远离世俗社会、吐露着神秘气息的茫茫草地，一群女知青被理想燃烧着，她们像男人们一样，吃马料睡破帐篷，成天厮混在马群里，在草地上流浪般放牧。这个女子牧马班的核心是沈红霞和一匹没有蹄声、没有影子、没有编号的红马，在象征的意蕴上，他们浑为一个整体，被夸张到了极致。红马不仅仅是马，而是“古老骑手留在人间的一个美梦”。沈红霞也不同于“张红、赵红、李红”，是名普通的有理想的女知青、女牧马人，人们从她的行动和言语中感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某个实体的崇拜”。她成了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化身，她的语言行动自动地生发出理想般的号召影响力。这个在理想之光中诞生，并时刻被理想之光笼罩着的集体供奉的是荣誉、意志与纯洁的信仰。她们夜晚聚在灯下用旁人无法听懂的语言通读毛选时的场面神圣庄严。一切卑污、丑恶、阴谋与淫荡都不得不退避三舍或自然改形。不安分的毛娅成了第一个嫁给当地牧民的知青，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她曾想方设法要离开的土地；魔鬼般的小点，罪行累累，狡猾阴险，淫邪无耻，可在女子牧马班“除了勤奋干活，一件坏事也没做过”，不仅憧憬着美好的爱情，还逐渐成了一个“好姑娘”，最终在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宿命般地完成了灵魂的救赎；可怜的老杜，挤在人群中奋力拼抢回城指标，却死在她默念了千百次的回城旅途上，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女子牧马班的牲口遭瘟了没有？” 是的，这是一个伟大光辉的集体。但人性在一片灿烂的光辉里呻吟着。姑娘们不能为穿着打扮、零食卫生费心思，她们深身散发着马粪、羊膻气；她们靠摔跤、打架来消遣排闷；老杜在疼痛的骑姿中获取变态的性满足；柯丹则偷偷摸摸地喂养着自己的私生子，导致她性格怪异并失踪流浪。即使是那匹非凡的红马，“看得久了，你便觉得这匹马有点失真，它立在那里，无可挑剔，体现着人们世世代代对于马的最大胆的虚构”。红马被阉割、遭鄙弃、伤痕累累、面目全非的命运不可避免，正如沈红霞除了变相自杀外别无出路。轰轰烈烈、万人瞩目的女子牧马班无声无息地湮灭了，其实在它还没有彻底消失前就已被遗忘，甚至连神圣的饲养军马事业也随着骑兵的取消而遭淘汰抛弃。沈红霞为之献出了一切：先是下肢，而后是嗓音和眼睛，最后是生命。小说在阐释者“我”对她的想像性叙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