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七○年代，台湾的文艺思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国府在台湾发动全面性的政治异端扑杀运动（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地下党在基隆中学组织侦破至一九五二年重建后的洪有樵核心投降，据最近省文献会调查，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前，总共涉及三万人以上。五十年代被处决者应按近四、五千人之谱。而遭拷讯、投狱者也在一万人左右。），并在美国强力干预中国内战、以巨大军经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在台湾树立军事波拿帕政权(Bonapartist state)。正是在这个国共内战和东西冷战交叠构造形成的过程中，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人脉、组织、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体系全面瓦解。于是冷战和内战的意识形态长期支配一切。在文学艺术上，做为冷战时代美国审美意识形态、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文艺思想霸权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泛称为“现代主义”的文艺（注：阿皮革纳内西(Richard Appignanesi)，《后现代主义》，傅信勤主编，黄训庆译，立绪文化出版社，页三一～三二，一九九七，台北。），支配了一九五○年以迄七○年的台湾文艺界。 从六○年代末开始，受到美国侵越战争师老无功、大陆文革激进主义、和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的影响，一部分出身港台在北美的留学生开始寻找长期被恶魔化了的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开始从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长期在台禁阅的中国三○年代文学作品，而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在哲学上、文学艺术上、人生观和社会观上逐渐进步化，终至冲破了五○年以降在港台形成的极端的冷战／内战意识形态枷锁，在七○年代勃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中集结成运动的左翼，推动港台两地的左翼思潮。北美港台中国留学生思想的左倾化，浸染到台港的最显著的表现，是文艺思潮的豹变。一九七○年到七四年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批判、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如果离开保钓运动左翼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就无从全面理解。总结地看，七○年代台湾文学艺术思潮的根本性改变，有三个方面： 一、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复权：一九五○年到五二年的白色肃清，使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批判性现实主义文艺道路全面非法化。在这基础上，透过在台美国文化机关、留美政策、人员培训和交换和去美参访体制，不但培养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精英，在文学艺术上，使现代主义快速取得了自五○年以迄七○年间的支配地位。现在看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在第三世界，甚至在苏联东欧以迄西欧广大范围内，是一场从三○年代延续到七○代的、文艺理论上的左右争论。台湾七○年代文学论争，在反共戒严时期，勇敢地为台湾文学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复权，批判了作为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意义重大。 二、左翼文论的提起：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文论，即文艺社会学方法的比较广泛的使用（注：尉天骢，《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收《仙人掌杂志》，一九七八年六月；王拓《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收尉天骢《乡土文学论战集》页一○○～一○九，远流·长桥联合发行，一九七八，台北；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应社会》，收前揭《乡土文学论战集》，等等。）；大众文学论（注：王拓，同注③王拓项，页一一九；黄春明，《当前中国文学问题》座谈记录黄春明发言；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民族文学论（注：颜元叔，《谈民族文学》，收同名评论集，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四，台北；赵光汉，《乡土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收《乡土文学讨论集》，页二八六；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同注④陈映真项；南亭，《到处都是钟声》，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的提起，在中断了二十年之后，在现代诗批判和乡土文学论争中重新被新一代人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环境下展开，在台湾文学思潮历史中，自有重要意义。 三、美日帝国主义论和台湾殖民经济论的提起：在极端反共的七○年代，美国和日本被宣传为自由世界的盟主与盟邦。美日私相授受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事件，揭露了美日的帝国主义性质，使港台知识界和市民开始以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看待中国与台湾的命运。美日帝国主义论的具体化，又发展为美日（新）帝国主义对台湾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论（注：北剑，《论民族主义——第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纪要》，收王晓波《尚未完成的历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台湾经济（社会）性质是不是“殖民地”性质，引发了争论（注：王拓，《拥抱健康的大地》，收《乡土文学论战集》；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皆收《乡土文学讨论集》。），从而在一个意义上，形成了台湾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由于当时理论水平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争论不曾往纵深发展，但在台湾社会形态理论史中，有一定的重要性。 以明白的语言，做出“美日两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施加（新）殖民地支配，而台湾社会经济的性格，是殖民地经济”这样的论断，不但出现在七○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出现在七二年台湾大学的“民族主义座谈会”，更出现在从六○年代晚期到八○年代初的、几个主要的小说家的作品中（注：一九六七年的陈映真；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的黄春明和王祯和；一九七四年和七七年的黄春明；一九七八年至八二年的陈映真、八四年的王祯和。）。其中，黄春明在七○年代的三篇小说——《莎哟娜啦·再见》（一九七二）、《小寡妇》（一九七四）和《我爱玛莉》（一九七九）（注：皆收入《黄春明小说集》（三），《莎哟娜啦·再见》，皇冠文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台北。），丰富、深刻地表现了对于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和敏锐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