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籍中国文化名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驱、前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南师大教授吴宓先生是闻名国内外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有着突出地位。因此，认真研究吴宓及其学术思想和贡献，更是陕西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1990年起，至1992年和1994年，陕西比较文学学会、陕西吴宓研究会、陕西文史研究馆，曾与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清华大学、西南师大、陕西省部分高校和陕西省咸阳市政协、陕西省泾阳县政协一起，召开了第一、第二、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就吴宓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与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研究，出版了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大、清华一些老先生说：“陕西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1990年，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 在此以前，有三件事不可不提，它们可以说是正式开展吴宓研究的史前史，功不可没。 其一、泾阳县政协马富明在《人民政协报》上撰文，论述吴先生的学术贡献。 其二、西安外语学院黄世坦编辑《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作者多为吴先生及门弟子，师道长传，教泽永存，感激恩师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其三，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吴宓专辑》，上卷为吴宓遗著选，下卷为纪念吴宓文稿，与《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开系统研究之先河。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有一个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西南师大王泉根教授《吴宓先生年表》有这样一段话： 1988年（戊辰） 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作了《怀念恩师吴宓教授》的报告。会后，与会长孙天义、副会长蔡恒相商，筹划于1990年举行隆重纪念活动。 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1990年7月19日至22日，纪念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大会暨第一届吴宓学术讨会，在陕西省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李赋宁教授作了《纪念近代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吴宓先生》的主旨报告，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吴宓生平经历、学术成就和人文品格，对吴宓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全文收入《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文选集》。季羡林先生为这本先集写了序言。作为及门弟子，他回忆60年前与吴先宓生接触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偏见，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功绩时，也指出了它的偏颇，接着深情地说：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这篇序言犹如指路明灯，使我们明确了研究吴宓的方向和应遵循的原则。 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吴宓先生与清华》、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具体而又翔实地记述了吴宓先生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延聘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术大师担任导师，造就了我国一代国学鸿儒：王力、陆侃如、刘盼遂、高亨、姜亮夫等。吴宓先生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制订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培养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外国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大师级学者：钱钟书、曹禺、季羡林、贺麟、罗念生、李赋宁等。 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回忆吴雨僧师片断》、北京大学王岷源教授《忆念吴雨僧先生》、西南师大孙法理教授《回忆吴宓先生——一个把一切都给了别人的人》，则从自己受教期间的亲身感受，写出了吴先生的高风亮节与崇高品格。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一文，对吴先生这位孤独的启蒙者的悲剧一生作了科学的分析。 吴宓先生长期担任《学衡》杂志总编辑，这个杂志的功过是非，与对吴宓的评价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组关于《学衡》杂志的文章：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兼论〈学衡〉杂志》、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学衡〉杂志的贡献》和西南师大王泉根教授《吴宓主编〈学衡〉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则廓清了历史误会，肯定了《学衡》的功绩。 会议期间，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吴宓的文化观，认为可以用“会通中西，融铸新旧”八个字加以概括。吴宓打破中西新旧的界线，以世界性的眼光，从中国文化走向西方文化，得出“东西文化，殊途同归”的结论，他认为中西文化中，各国宗教道德为不变的本体，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必须契合中国文化的本体传统和有正当之价值。因此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倡导者，不辨好坏，唯新是求和照搬西方文化。吴宓先生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从新人文主义立场出发，重新估价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复古”、“守旧”的帽子是戴不到他头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