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人物”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中出现之前，有一个产生的历史过程，它与“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创作思潮中写人观念的确立及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其理论最初在写人以及写什么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具体要求，当时理论上更多是关注小说的地位及文体特点的探讨，对于人物描写问题主要是强调写出人物的“性格”，要写得“逼真”与“可信”。到了30年代后期，我们才开始在一些理论文章中看到关于对文学写人问题的特别关注。1938年6月茅盾在《抗战文艺》上发表的《论加强批评工作》（注：载《抗战文艺》1938年7月16日。）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中总不能没有‘人’，”而“从‘事’转到‘人’”，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趋势”。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注：见《抗战文艺论集》。）中也提出：“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中国人。”这种创作要求的形成，从理论上来说，显示出对文艺创作规律认识的某种深化，懂得了“人”这一命题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叙事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周扬进一步提出，应该把“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当作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这就是把文学创作中写人、写人的性格这一带有普泛意义的规律，明确归结到了“最”要写“英雄”的思想开端。茅盾则认为，在抗战时期，要写“典型人物”，就不仅要写“新的人民领导者”、“新的军人”、“新的人民”；同时，与此相对应，还应写“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以及“新的荒淫无耻、卑劣自私”等等。茅盾这种主张，其用意看来是为了纠正只注意写英雄、写正面力量的片面性，但这种从两个极端上来提要求的方式，无疑会容易造成文学在写人问题上的两极化倾向。当然，这种要求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历史形势有密切关系，正如茅盾当时所说的：“抗战使得‘人’在急剧地变化，抗战把中国民族社会的平素也还不大惹眼的好处和缺点都‘表’了出来”，（注：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使“新生的优点”和“新生的劣点”更加泾渭分明。对文学创作中表现对象“优”者—“劣”者的分界，基本上属于“好人”与“坏人”创作思维的演化。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普遍使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概念罢了。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任务，在毛泽东那里，“新的人物”这一概念与“正面人物”的概念是有联系的，但他却赋予它特定的内涵，它已经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新世界中的新主人的特指，是光明的代表，也即正在走上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工农兵。我们从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可以理解到他这一观点的潜在意念：“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73页。） 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主要使用“新的人物”的概念。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注：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5月东北初版。）的报告中，介绍解放区文艺成就时就是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提法。不过这个报告中，有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在谈到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时，他强调了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上的重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表现积极人物，表现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克服过去写积极人物（或称正面人物）总不如写消极人物（或称反面人物）写的好的那种缺点。”这里，周扬实际上是直接给“正面人物”的概念作了注脚，也就是说，“正面人物”即“积极人物”，亦即“英雄模范”。这个注脚在当时来说似乎只是隐含在报告的行文中，未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提出，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它基本上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在人物问题上的一个认识基准。 当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1949年8月，上海的《文汇报》就开展了关于“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问题的缘起是，当时刚参加完文代会回到上海的作家陈白尘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学作品“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注：载《文汇报》1949年8月2日。）这种观点，无疑是周扬“注脚”的一种引申，也就是说，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积极人物”亦即正面人物，这自然就应该是工农兵。陈白尘的观点一发表，立即就引起争议，8月27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冼群的题为《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文章，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争论实际上牵涉到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正面人物”（亦即“积极人物”）是否一定是工农兵，小资产阶级是否也可作为正面人物？其二，即使小资产阶级不能算作正面人物或积极人物，那么，它在文学作品中能否当主角？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领域的第一次论争。讨论结束时，何其芳的意见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的共同认识：“如果能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正确地生动地写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命运，写出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改造，是可以用这样的人物为主角来教育人的。”（注：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1月。）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比较客观，尽管何其芳文章总的倾向仍然是强调文艺应该更多地去写工农兵和他们的生活。在论争期间，有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后来被称作“胡风分子”的文艺理论家阿垅写于1949年，后以张怀瑞的署名在《起点》杂志上发表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他明确反对在文学创作中把“正面人物”“神化”，并认为：文艺不能仅仅以工农兵为艺术人物而不描写其它阶级，因为“其它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也是这里那里地各式各样地活动，因此在文艺上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注：载《起点》1950年3月第1辑第1期。）今天看来，这种见解无疑是有见地的，然而在当时的影响却极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