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相信存在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刘恒，即80年代后半期的刘恒与90年代的刘恒，或被看成启蒙者的刘恒与被看成反启蒙者（拆解启蒙话语）的刘恒。我不是说刘恒的创作在90年代毫无变化，变化肯定是难免的，而是说这种变化并不具有实质性，是皮面的，还谈不上脱胎换骨，尚不足以确证现在的这个刘恒已不再是原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刘恒。原来是启蒙者，现在仍然是启蒙者；原来坚守启蒙的精神立场，现在仍然坚守启蒙的精神立场；原来采用启蒙叙述范型，现在仍然沿用启蒙叙述范型。刘恒在90年代创作的《哀伤自行车》、《苍河白日梦》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与他作于80年代后半期的《狗日的粮食》、《力气》、《陡坡》、《白涡》、《黑的雪》、《伏羲伏羲》、《逍遥颂》、《连环套》和《虚证》一脉相承，仍然坚持以人为思维中心，仍然以密切关注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勘探生存之道，探索人性之谜，揭示无所不在的人生宿命，表现无可逃遁的人的悲剧性命运，进而从中“挖掘人的那种善良”（刘恒语）为宗旨。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偏偏有论者对此视而不见，硬是要把在艺术结构和精神内涵上与《伏羲伏羲》一脉相承的《苍河白日梦》“解读”成一个后现代的“消解”“启蒙神话”的游戏文本？说《苍河白日梦》中的二少爷是一个接受过西方话语洗礼的“现代性”知识分子，一个经常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说他在家乡办火柴厂是出于“现代性诉求”，“火柴公社”象征燃烧、光明和希望（启蒙），他生产不出合格的火柴象征启蒙的失败……可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我所看到的偏偏是一个残酷自虐的性无能者，这个性无能者生产出来的合格的火柴成箱成箱地往外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我曾经试着循了“后学”的思路重读刘恒，结果是越读越糊涂不解，越读越感到滑稽可笑。因而就觉得，还是有必要从启蒙叙述的角度切入刘恒的作品，进一步发掘那些隐而未彰的东西，而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启蒙话语”是不是合乎“后现代”的时宜这种无中生有的假问题。 刘恒的名字无疑是与他极其出色的启蒙叙述连在一起，而启蒙叙述适得其时，正是在80年代波飞浪涌的启蒙思潮中为许多作家所乐于采用的两大叙述范型（另一大叙述范型是艺术本位叙述）之一，也就是说，倘若启蒙叙述范型不曾在80年代的文坛流行，倘若刘恒不是以他在80年代后半期极其出色的启蒙叙述见称于世，即使他在90年代写有比《伏羲伏羲》规模更大，较之它的叙述技巧更为圆熟老到的《苍河白日梦》，刘恒的名字也完全有可能会像众多的“匿名”写作者一样被忽略不计。我坚信，是80年代而不是90年代，是80年代激进昂扬的启蒙思潮而不是90年代暧昧涣散的后现代思潮，成就了刘恒的一份辉煌。从而使刘恒二字镌刻在文学批评家的脑壁，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活的记忆。对于刘恒来说，时间的推移并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离开80年代后半期达于极盛的“现代性”启蒙思潮，离开他对人性—生存意义的辛勤勘探，也许他在90年代所做所获的一切都将因无所附丽而失去魅力。就此而言，是完全可以把刘恒在90年代的写作看成他在80年代后半期写作的自然延续和扩展的。 二 在我看来，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大致存在四大叙述范型（模式）：启蒙叙述、革命叙述、民族本位叙述和艺术本位叙述。相比较而言，前三种叙述范型都是外缘性、他律性的，只有艺术本位叙述是内缘性、自律性的：前两种叙述范型的采用者相当多，流传面大，流行时间长，后两种则相形见绌，不大为研究者所特别看重。限于本文的论旨，我只想在此简单谈谈我对启蒙叙述的认识。 启蒙叙述是在晚清从西方传入的启蒙文化的刺激下萌生，后经“五四”一代接续催发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一种叙述范型。近百年来，尽管启蒙叙述命运多舛，大起大落，但毕竟影响深远，曾经经历过“五四”和80年代两个高峰期，留下了包括鲁迅的《呐喊》、《彷徨》在内的许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启蒙文学范本。 启蒙叙述的外缘性、他律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从自身的内部规定中获取定性，它的内容意义、表现形态、推论逻辑以及价值评判标准，无不来自于文学以外，无不受制于人性、人伦和人心等诸多人本的以及与人紧密相关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启蒙叙述的核心是理性，它的性质受到理性制约，常常关联到个体主义、自由意志和民主法制观念等等；它的内容一般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限制、法制与人治、民主与专制、人性与兽性、灵与肉的纠结冲突；它的艺术表现形态固然是多样的，但大要一般不会偏出上示的两极；它的推论逻辑一般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中国）、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缠绕对立中展开；它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文化—文明性的，与它的推论逻辑完全相符。 三 作为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作家，刘恒运用启蒙叙述范型，必然会有他所侧重的区域。我认为，他所侧重的是人性—生存的启蒙。他的启蒙叙述的结穴就是他的人性—生存观。写什么和怎么写，选用何种题材和怎样处理题材，这对于刘恒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性—生存的常态与非常态，如何在启蒙叙述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人性—生存观。从他自己的表述和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性—生存观不为具体的时空所囿，而落实在具体时空中的日常故事的人类性和普遍性意蕴，这也许才是刘恒启蒙叙述的要害和特色所在吧。 刘恒在一篇题为《断魂枪》的创作谈中说：他之所以“写《白涡》并不是着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而是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知识圈内，熟悉知识分子，而且因为无意间从恰好在中医研究院进修的妻子拿回家的材料中了解到该院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状况，于是就“顺手牵羊为脑子里的素材和人物派定了范围和活动场所。假如妻子在工厂做工，回家又爱唠叨，《白涡》的背景也许就变了……总之，《白涡》最初不是源于对知识分子的透彻研究，而是源于一种故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故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故事”，说的岂不正是这个知识分子婚外恋的故事所隐含的人类性、普遍性么？由此可见，刘恒更感兴趣的显然是隐含在故事里的人类性和普遍性，至于故事发生在那段时间的那个地方，是哪类行当的哪类人物在故事里活动，作家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讲述他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宰制和编排他的人物，倒是无关紧要的，往往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他翻来覆去地讲述洪水峪的杨姓故事，其真实意图也无非是为了顺应写实小说的常规，虚拟一个拟实而虚的具象的日常生活场景，来借以表达抽象的人类性和普遍性意蕴——他的人性—生存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