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它是人的特征，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特征。现代中国在战火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它的文化也在接受着考验。对老舍这样一个把民族复兴视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对文化的探讨也是理所当然。老舍对文化问题的议论在《老张的哲学》中已经开始，但集中在抗战时期，这一现象暗示出文化问题和国家前途的关系。能否使国家昌盛则是判断文化优劣的最后依据。由于文化自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国家、文化之间的多重关系，老舍的文化批判和理想也显示了许多矛盾。 以儒释道融合为特点的中国士大夫文化及其末流是老舍考察中国文化的重点。在《赵子曰》中老舍就讽刺了把中国古有的人文文化和西方现代实用技术文化混为一谈或妄加比附的作法，后来则将目光转向士大夫文化对人的消磨麻醉作用。这是从人的精神角度而不是从认识的角度看待文化。《赵子曰》中神易大学的课程不过说明人的糊涂，《易经》的讲解和宣传并无害于人的生命力，而士大夫的雅致文化则能使人柔弱和消沉，这正是老舍要反对的。《离婚》中说：“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到危险。”因为危险使人紧张并爆发出力量。老舍从民族需要活力出发，倡导动的文化，否定静的文化。《四世同堂》说：“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里的“血”可以解释为战斗，也可以解释为生命。《四世同堂》中头脑清晰却无力行动终于当了汉奸的学者陈野求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书中还说：“这个田园诗一般的文化也许很不差，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从这段议论可以看出，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它能否使民族强盛，老舍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全以此为准。这是理性的选择，与老舍个人的好恶无关。改造这种文化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对此，老舍是充分自觉的。在《大地龙蛇·序》中老舍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注：《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9页。）这些话似乎隐约透露出40年代的文化批判还有阻力，因为话说得相当婉转平稳。那么缺欠到底是什么，老舍是怎样描述和批判的呢？就像上文所说，是从诗、画和君子人开始的，这就是士大夫的文化和人格。《四世同堂》说瑞宣平日“不太喜欢中国诗歌。虽然不便对人说，可是他心中觉得他读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像鸦片烟，使人消沉懒散，不像多数的西洋诗那样像火似的燃烧着人的心”。这和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没有二致。不管是诗还是画，士大夫文化的高妙空灵，走向山林、走向古代的基本特质在战争的环境中都显得格外的不合时宜，轻飘无力。老舍对士大夫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主要表现在隐逸诗人钱默吟的转变上。钱诗人的变化是中国传统的文人文化和心灵的现代化的过程。钱诗人的绘画作诗都是消解自我于宇宙的手段。文人文化的目的就是通过有意的努力放弃自我，消除自我感所带来的紧张，最终和宇宙化为一体，完成人的自我否定。钱诗人就是这样：“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人和世界的对立消失了，因对立而获得的力量也消失了，人变得苍白而美丽。但钱诗人从家庭和自身的不幸中看到了那个文化的毒性，终于从一个缥缈的诗人变成了一名坚强的战士。“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需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他从通过自身与宇宙的合一而实现的自我否定和消融变成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对抗而坚持自我诉诸行动，从诗走向现实，从空灵走向坚实，从无用走向有用，从玄妙走向具体，从精神走向行动。老诗人否定了过去与国家、社会无关的诗酒生活而感到“有了生命”。士大夫文化是抽血的文化，君子人是无生命的人，因而也是无用的人。他们可能有高尚的人格和原则，但都不会有主动的行动。《大地龙蛇》中的科学工作者赵立真说：“重气节，同时又过度地爱和平，就是爸爸心中的——或者应当说咱们的文化的——最大矛盾。到必要时，他可以自杀，而绝不伸出拳头去打。”其实他们并不是爱和平，而是不能不和平，因为他们没有力气，没有能力，没有抗击敌手、保存自己的意志。过去爱说读书人是手无缚鸡之力，是文弱书生，今天人们还认为知识分子是没有行动能力、没有力气的，这不仅是体力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理的。老舍对这种细腻优美冷色调的至静文化进行批判时还拿新兴民族美国的文化性格作参照。《四世同堂》说：“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像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而去牺牲了性命。”“他”指的是瑞宣，文雅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老舍在否定中国的文人文化时，也在做着深刻的自我否定，因为他自己就成长在这个文化中，气质上完全是士大夫的。老舍不断地主张人要强硬、斗争，这也是一种自劝自励，正因为老舍浸淫于这个文化并且喜欢它，他才有时又矛盾地赞美士大夫文化。他在《四世同堂》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说：“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不，不，他决不想复古，他只是从钱诗人身上，看到了不必再怀疑中国文化的证据，有了这个证据，中国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进一步去改善”。抗战时要鼓励民气，树立民族自信心，过多的文化批判就会产生副作用， 所以必须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足以值得自豪的东西，于是老舍又赞美起这个文化来。其实这种文化的主要缺点是，在高雅的体验中丧失行动能力和意志冲动，并不是一无是处。钱诗人的抗日行动来自现实的教训，而不是那个文化，反倒是源于对那个文化的否定。高雅文化的副作用是不能回避的。 老舍批判得更为激烈的士大夫文化的末流，即这种文化的工艺化形态。它表现为脱离现实社会的只重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目的是其实也消解人之为人的生命躁动和心理紧张，在玩乐中忘掉一切，忽略一切，把人变成优雅的废物。老舍批判的版本是北京文化，即贵族的或有贵族的色彩的文化。旗人本是武士，但随着满清王朝的稳定，旗人逐渐脱离了军事生活。因吃着皇粮，不事生产，变成纯消费的人群，大量的时间只好用于发展玩的艺术。老舍把这种文化的体现者北京人概括为：“什么有用的事都可以不做，而什么白费时间的事都必须做。”在《离婚》中，老舍说北京文化里“‘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也就是贬低实用。《四世同堂》说旗人“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词儿。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这是一种烂熟的装饰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深深沉浸其中的人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也无法应付严重事变的。《四世同堂》说：“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心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这种精致的生活艺术在老舍晚年的小说《正红旗下》中又有精彩的描写，而仍持否定态度，虽然由于怀旧而相当的宽厚温和。在描写《四世同堂》中瑞全的心理时，小说说：“他真爱北京，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瑞全把北京文化和国家对立起来，“对北京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对北京又爱又要否定正是老舍本人的心理，对中国文化也是一样。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冠晓荷、祁瑞丰、小文等人也都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小文夫妇是贵族出身，是贵族文化的嫡传，除了京戏，什么也不关心，高洁而自尊。他们的生活是艺术的，人只在艺术的美中生活。他们虽没有任何过错，但作为普遍现象就要受批评了。因为他们过分忽视生活中比艺术更重要的事物。冠晓荷和祁瑞丰更是等而下之。祁瑞丰完全堕落为口欲主义，在他那里，生活的艺术即玩乐就更少了精神和艺术的成分，完全变为肉体器官的抚慰和满足。《四世同堂》说瑞丰“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小说这样评价冠晓荷：“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冠晓荷的行为其实正是生活艺术的一部分，都离不开吃喝玩以及伴随的人际交往的规则和习惯。《离婚》中的张大哥也是这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