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这些作家作品中，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有其特殊意义。二月河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小说创作以来，迄今已出版了以清初社会历史为背景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五卷）共计五百余万字，显示出其不凡的创作实力。“帝王系列”全面再现了清朝初年的三位有为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政治生活。由于作品以“正史”为基本线索，而在一些非主要人物和非重大历史事件的塑造和描绘上，作者发挥了自己独到的重构能力，并辅作品以大量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的描绘，这就使作品既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又呈现出“平民化”的特质，表现了雅俗合流的倾向。 一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每一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这些所谓的“正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众多历史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材料来源和创作准绳。近年来，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在小说创作中也遭到了更多人的质疑甚至颠覆。这一现象的出现缘起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论及）。不过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应该以“正史”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既然历史小说必须遵守历史的原则，在作品中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摆在二月河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创作观念切入清代历史的深处。清代自康熙至乾隆历时一百三十余年，在这百余年里，清王朝经历了众多的内忧外患，政权由飘摇到稳固的艰难时期，最终把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权统治推向了最后一个辉煌，史家称之为“康乾盛世”。怎样把“康乾盛世”这一百多年的辉煌在作品中再现出来，对二月河来讲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浩繁的文学工程；此外，相对于汉民族而言，清代是一个外族当权的王朝，特别是它后期的腐败和无能，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和耻辱，面对这样一个表现对象，是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点对之审视和批判，还是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心态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描绘；如何对三位封建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进行塑造和定位；尤其是作为历史小说，如何摆脱历史资料的规定，更深层次地去挖掘有利于展示当时社会风貌的素材，以避免小说只是干巴巴的史料堆砌，等等。这些都成为二月河“帝王系列”创作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处理得合理与否，不仅关系着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而且也关系着作品是否具备了“历史小说”的品格。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历史小说的气势是否宏大，是否具有“史诗”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准确、逼真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场面，能否在庞杂零乱的历史事件中筛选出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表现。“帝王系列”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我们仅从《康熙大帝》一书中即可领略到二月河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历史上的康熙自八岁登基（1661年）至六十九岁猝死（1722年），历时六十一年，在这六十一年时间里，尤其是其青少年时期，正值满清初定中原，政局不稳，内忧外困的时期。内有鳌拜的觊觎朝政（康熙元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北京“朱三太子”杨起隆领导的八旗家奴起义（康熙十二年），等等；外有内蒙察哈尔布尼叛乱（康熙十四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多次叛乱（康熙二十七年、三十五年）和俄罗斯的进犯（康熙二十二年）；此外还有康熙二十年的收复台湾，等等。这些都是康熙早年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行动。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品中都有精细的刻画和描绘：无论是第一部《夺宫》中的智斗鳌拜集团，还是第二部《惊风密雨》中的平定“三藩”和与“朱三太子”杨起隆的斗争；也无论是第三部《玉宇呈祥》中的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还是第四部《乱起萧墙》中的皇位之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品或正面描写，或侧面叙述，都能做到剪裁合理，腾挪有致，调度有方。小说这种在“正史”基础上的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描绘，再现了清初壮阔的历史图画，也展现出“帝王系列”的“史诗”风范。 如果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显示出“帝王系列”的“史诗”风范的话，那么对作品主要人物的精细描绘和塑造则表现出二月河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态度和开放心态。康熙、雍正、乾隆是清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三个有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在位都达六十余年，做了许多稳固国防，奖励生产，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大事；雍正虽只做了十三年皇帝，但他在位期间国力也得到极大的加强，为“康乾盛世”的最后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却是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对于这些人物，作者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充分展示和肯定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而且，更多从生活中入手，从多个侧面对他们的思想、行为进行描绘；同时，也不避讳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和不足。正是这些立体化的描绘，最终构成了人物鲜活的艺术生命。比如康熙这一人物，正像《雍正皇帝》中所说：“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四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注：《雍正皇帝》卷一《九王夺嫡》，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对于这样一个“一代令主”，作者除了细致地表现了他在军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功外，还以较多的篇幅描绘了他政治上的文治韬略和生活中的明爽豁达。他招民垦田，修治黄淮，蠲免钱粮，厉行节约，特别是开“博学鸿词科考”，为自己网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些都是作者对他的正面描绘，为康熙这一人物形象打下了一个明亮的底色。在第四卷《祸起萧墙》中，在围绕废立太子和夺嫡谋位的问题上，作者展示了康熙性格中的另一方面：多疑猜忌、阴险狡猾、手腕多变、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这种对其性格的多方面描绘和展示，也符合康熙这个有着超人才华和胆略的封建皇帝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