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是一位饱含创作激情的作家，她对世界对人生有独到的体验和感悟，对文学有独特的见解。80年代中期，她以《昆仑殇》、《补天石》、《阿里》等“昆仑系列”的军旅作品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其后，《预约死亡》、《生生不已》等新体验小说更是出手不凡。她写作的题材比较宽泛，既写昆仑山皑皑的白雪，也写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和经济大潮中的人情世态，她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诉诸于文字，自觉地肩负着文学神圣的使命。1997年6月，毕淑敏又推出新作《红处方》，这部新的长篇，对毕淑敏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意义在于她的小说创作已突破了中、短篇的形式局限，成功地进入了长篇的艺术境界，更在于她写了一个与前截然不同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现实。无论是她的“昆仑系列”，还是新体验小说，毕淑敏常常把人性的真善美，人在艰苦环境中的奋斗拼搏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传达给广大读者，她的作品在女性的细腻之中高扬着人性的壮丽。但是，在《红处方》这部作品里，作者的视点已经从正常人积极的生活内容转移到对畸形心灵的剖析，以及社会为了矫正这些畸形心灵所作出的牺牲。《红处方》抓住全世界为之焦虑却又显得无能为力的敏感问题——吸毒，直接地、大胆地跟人性恶打交道，描写了吸毒者的畸形生活和心态，表现了禁毒工作的艰难和献身于禁毒事业的白衣使者的美好心灵，展开了一场美好与邪恶搏斗的没有硝烟的灵魂之战，为人们敲响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警钟。 一、用灿烂的阳光照射心灵深处的恶魔 描写人性，表现人性几乎是每一个作家都关注的永恒的课题。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应该是勇敢地褒扬人性善，大胆地揭露人性恶。毕淑敏以一个医务工作者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和哲学家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对人类心灵中的弱点和邪恶的成份进行了特别的透视、化验、测试，对吸毒者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精细的、透彻的解剖，在《红处方》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闪烁着独到的关于人性的真知灼见。作品中所重点刻划的庄羽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吸毒者，在吸毒上，她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是她人性中荒谬的一面导致了她瞬间的错误选择，是她人性中的弱点使她无法摆脱毒品的纠缠，直到被逼到死亡的大门，仍在恶的泥淖中沉沦下去，最终成为一个“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的吸毒者。如果说她离开戒毒医院她对戒毒医院里以简方宁院长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忘我的辛劳，一丝不苟的严谨，充满温暖的理解和同情，还能从心中涌出那么一点感激之情，还有一点人性的话，那么，当她复吸之后，她仅有的一点点人性已丧失怠尽，毒品煽起了隐藏在她身上的嫉妒、自私、敌意、暗算、恼恨、冷酷……吸毒者在无可救药时的极端自私、极端残忍在庄羽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她行将毁灭之际，还要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来陷害一个曾经全力救治她的人，竟然向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下了无情的毒手——送上一幅涂有毒品7号名曰“白色和谐”的画，将一个善良、美丽、富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女医生残酷地毁灭了。作品还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刻划各种不同的吸毒者，把吸毒这一世界性的社会弊病从单纯的人性恶的小圈子中拉出来，让读者看到这一个个惨痛的慢性自戕者是怎样在人们自身的过失、错误和社会中的那些不合理因素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的。作品中的琪仁等人的恶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琪仁吸毒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缘于缺乏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父母的离异，给他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使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难以得到正常发展，他为斩断恋母情结而诱发了性变态——同性恋，在贫乏、空虚、百无聊籁之中，他陷入了毒品这一温柔的陷阱，耗尽了他母亲的血汗钱。作为贩毒者的三大伯，他抓住戒毒病人嗜毒若命的薄弱心理，利用政策的空子，披着戒毒的外衣，躲在病室的一角，在贩毒中获取暴利。社会肿瘤张大膀子，则把戒毒医院当作避难所，任意为非作歹，以非理性的疯狂去虐待妻子，报复社会，这些人身上都集中了人性中的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对于恶的阐述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是充分地肯定了恶的历史作用，但恶的作用有双重性，当它“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时，它是进步的，当它表现为只顾满足自身贪欲，不接受一定社会规范时，那么，它便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既有享受的各种合理性，但又要按照社会进步要求加以自律，接受法律的约束和一定的道德规范，这样才不会受欲望所左右，那些被贪欲强烈支配而无法自拔的人，也就是说，当他们的人性为贪欲所吞噬时，社会就会由此而滋生许许多多的恶性肿瘤，如庄羽、琪仁、三大伯、张大膀子之流，他们或自己吸毒再加害他人，或乘人之危攫取不义之财……欲望的毒素浸透了他们的心灵，在人格、是非的较量中，他们成为恶的俘虏和奴隶。在与卑劣贪欲的对抗中，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作者表现了鲜明的价值倾向，她设置了代表着善与美好的简方宁，让她担负起拯救人性沦丧者的重任。然而，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正义、善良的人们，却在恶人恶行面前显得弱小，被动。正义的斗争处处受到牵制，家庭、婚姻的缺陷，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医院管理中的漏洞，使她美好的愿望无法在短时期内成为现实，甚至用自己的生命结束了跟恶的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作品无情地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缺乏人性自律的恶行，就象吃人的真老虎、铁老虎，它带给人类的危害常常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心灵中恶魔的能量简直可以摧毁地球，毁灭人类，同时，也揭示了人类在与卑劣贪欲的对抗中的困窘与无奈。 然而，接受过青藏高原阿里地区这样险恶的人生磨练的毕淑敏，她的心灵世界总是象那高原的天空，有着特别强烈的阳光，既然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和社会的错位所带来的吸毒这样的孽障，那么，它在那些富有高贵的人性——人类的优秀分子面前，决不可能肆无忌惮地横行，而是必然要受到堵截和阻遏，受到正义、健康和美好的挑战。尽管人类在对付吸毒这样的丑恶事物还要付出许许多多的艰辛与牺牲，但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幸福，为了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总有一些勇敢的人，不断地挺身而出来和这邪恶作坚决的斗争。小说的结尾写道，在简方宁的追悼会上，沈若鱼义无反顾地主动请缨，要求到戒毒医院去工作。这不是一般的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后继者站起来的古老的故事的重复，而是人类向往美好、惩除邪恶的人文主义精神焕发出来的永恒的亮色。《红处方》中，人性的灿烂阳光总是在扫除恶魔的心灵所布下的阴霾，这或许是作家美好心灵世界又一次不自觉的流露吧。 二、艺术家的勇气和深邃的哲学思考 吸毒，这个消费社会不断滋生的毒瘤，它无情地吞噬着社会的巨额财富，侵蚀着国家的经济，并派生出暴力、凶杀、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它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家园的破坏，大于艾滋病的蔓延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泛化。由于种种原因，吸毒的队伍正在以天文数字膨胀，吸毒贩毒现已成为一种世界公害。为此，联合国确定了两大禁毒战略，这就是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和降低毒品的非法需求。但是，目前欧洲的禁毒，已无良策可施。甚至有“权威人士认为：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边是瘾君子们，在注射点慢慢地在给自己从容注射毒品，一边是手里拿着登记表的社会教育家，坐在一旁苦口婆心地求他们戒掉毒品”。我国遭受毒品的侵害始于清末，西方列强借毒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爆发了一场中国人民抵御毒品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鸦片战争。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杜绝了吸毒现象，但在近10多年来，死灰复燃的毒品问题又令人忧心忡忡，我国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再一次地遭受到毒品的大举入侵，面对毒品的猖獗，我们仓促迎战，这除了在法制上采取强制戒毒的办法，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的犯罪活动予以严惩外，还积极地作了大量的禁毒反毒宣传，但还远远不济于事，贩毒者总是无孔不入，吸毒者仍是与日俱增。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镜子，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并不回避对邪恶和丑陋的描摹，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对邪恶和丑陋能作出深刻的揭露和道德评判，让读者在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中获得强烈的审美愉悦。我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虽不乏也有写缉毒与吸毒、贩毒的斗争，但较多的是描写了吸毒者的自我毁灭、不可自拔的悲惨境遇，对吸毒者畸变的心态尚缺乏深刻的挖掘，或较多的是表现了缉毒者的忘我奉献与无私的牺牲。能够深刻地描绘戒毒所里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与心灵交战，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红处方》可以说是第一部，能深刻地揭露毒品的危害性，无情披露吸毒者的生存状态的，《红处方》也应是第一部，这一切显示了作家对社会问题、对人性弱点的关注，对人的自身完善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