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206.6;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1999)01-0024-31 一 五四时代，文坛涌现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是出身于簪缨世族、书香门第的名媛闺秀，如陈衡哲、冰心、凌叔华、林徽因、绿漪（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等。她们早年一方面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一方面又沐浴着迷漫西方文明的“欧风美雨”，从而形成思想和创作中“叛道”与“守道”的冲突。她们既是五四时期最早觉悟的知识女性，用笔对婚姻家庭问题作敏锐的观察、及时的反映，充分展示了各自“得风气之先”的横溢才华，同时，她们对那个曾给她们同时代一般女性不可企及的优越生活环境有着藕断丝连之情，她们的文明之脚，一直踯躅于闺阁朱门内外而无法迈远。憧憬新生活与依依惜别过去的感情交织共存，使得她们那些描绘闺阁生活的作品，既有时代浪潮震动的涟漪，又有深深庭院飘荡秋千的轻吟和闲愁，与同时代的丁玲、冯沅君、庐隐等人的作品形式截然相反。 二三十年代文坛已有人将当时女作家分成三派：一曰“闺秀派作家”，以冰心、绿漪为代表，在礼教范围内写爱，婚前爱的对象是母亲、自然、同性，婚后爱的对象便转为丈夫，这些爱皆为社会和礼教所允许；二曰“新闺秀派作家”，以凌叔华为代表，虽不像前者那样受礼教牵制来写爱，但因有礼教的顾忌而不敢过于浪漫，人物行动上貌似新女性，精神上还是闺秀小姐习气；三曰“新女性派作家”，以丁玲、冯沅君为代表，敢于大胆反抗礼教，表现自由恋爱。本文所述“闺阁文学”，界定更加明确具体，仅指由女作家创作的、反映上层家庭中青年女性闺阁生活和心理的作品，同一作家其它题材的作品不在所述范围之内。 从界定来看，闺阁文学似乎范围狭小，作品数量亦有限，但把它们提出归为一类研究，还是有意义的。首先，这些作品是“五四”时代女作家最早或较早的创作，不可小觑。其次，这批女作家都是名门闺秀，闺阁文学反映的正是她们最了解最熟悉的生活，有些作品简直就是她们本人生活的写照，是她们思想感情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她们特有的“叛道”与“守道”双重人格的矛盾，在此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所以现在选取“闺阁”一角切入，便会发现中国封建堡垒另一生活内幕，启开一道直视堡垒里现代文明人的窗口，对探讨民主革命初期上层知识妇女的思想心态颇有价值。再次，作为女性，无论从个人素质还是文化修养来讲，闺阁文学作家们都是最优秀的一类，中西合璧的文化熏陶，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审美观，爱与美成了她们本人和作品的共同追求，写作手法和技巧的发挥也达到了最佳境界，可以说，闺阁文学作品都是这些作家创作中的精品。 二 “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是整个“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先驱们一开始就以“人”为标准，强调男人女人都是人，应该有一样的权利，一样的自由。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指出，“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可见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女人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有理想有追求，想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而节烈却阉割了女人作为人追求幸福的天性，男人是人却可以与节烈无关，这就是作为人的不公平。胡适1918年写的《贞操问题》，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鲁迅、胡适的观点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五四”人文精神，从这个高度指出了人的解放必须由男性解放和女性解放共同构成，单纯的男性解放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反之亦然。他们是以科学的性观念看待节烈和贞操的，性的本能需要，对于男人女人来讲，都一样重要，所以独对女人的节烈和贞操，实际上是在压抑人性毁灭人性，毫无道德可言。 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关系中国妇女命运和切身利益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自身反而显得比较被动和迟缓，正如庐隐感叹的那样，“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所受的苦痛，为什么妇女本身又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什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庐隐的感叹令人深思。从当时文坛看，女性直接写文章谈论妇女问题的确实少见；创作上也只有庐隐、冯沅君、丁玲的小说比较大胆揭示了青年女子躁动不安的心声，为妇女命运鸣不平。闺阁文学的一批作者，无论知识结构还是艺术才华，原本都应该成为为广大妇女命运大声疾呼的先行者，但是她们没有积极行动。她们早期的作品只是温和地反映了自己大院里的小姐太太以及女仆的某种不幸，感叹闲适的无聊，最多不过是以平静的眼光审视着上层家庭存在的并不严重的问题，如冰心的《两个家庭》、《别后》、袁昌英的《玫君》、林徽因的《窘》、凌叔华的《绣枕》等。这些作品以其清丽温婉的风格与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那种深刻的战斗性和狂飚突进精神恰成鲜明对照，其所涉及的问题，与现实中李超抗婚自杀事件和易卜生带来的“娜拉出走”问题相比，只能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