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闲适”一直是作为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其自身的发展，而“闲适”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散文”这种文类，因为追求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闲适”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生活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也就是说，正是“闲适”散文促使创作主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观念与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闲适”散文作家往往崇尚老庄式的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人文精神，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发端于“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闲适”散文正是对清闲安适公开的文学追求，是对宁静平和、超然物外的古典境界的营造。因此在文体形式上，它采取的“谈话风”的小品样式，正如厨川白村描述过的那样：“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随笔）。”（注：引自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而这种优雅闲适的essay文体的生成又具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文学表现内容的“闲适”，一是作为文学表现形式的“闲适”。 在表现内容上，新文学的“闲适”散文大多取材于身边琐事。尽管林语堂说过小品文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注：林语堂：《〈人世间〉发刊词》，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但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大多趋向于谈“苍蝇之微”，所以郁达夫曾引用当时许多人挖苦《人间世》“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话，对林语堂作了嘲讽。只要翻开“闲适”散文作品，随意浏览一下，就可发现大量此类题目：《蚊子与苍蝇》（周作人），《妓女与妾》（林语堂），《男人》、《女人》（梁实秋），《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叶灵凤），《眠月》（俞平伯），《红叶》（孙伏园），《谈吃与画饼充饥》（张爱玲），《“春朝”一刻值千金》（梁遇春），《听话的艺术》（杨绛），《吃食和文学》（汪曾祺），《谈病》（贾平凹），《衣》、《食》、《住》、《行》（林斤澜）等等。应该说，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过程，其实也是作家创作心理中的“闲适”意趣寻求自由表达的一种物态化过程。正是这些“衣”“食”“住”“行”的身边琐事才最能体现作家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态度；同时，作家们“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也通过对身边琐事的抒写，“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注：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于是，在“闲适”散文的题材选择上也相应出现了二种不同的层面：物态化层面和情态化层面。这二个层面交织一体，集中体现在“闲适”散文大致相类的意象群上。 意象是主体审美情感同外在客观物的一种互感和同化，是物我双向交流的一种审美策略。在个体文化心理结构中，作家的审美情感、审美态度同他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如网状般联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所以，意象的选取和生成，实质上也体现了作家的某种人生态度和个人理想。在“闲适”散文中，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是这样一些意象： 一、“水”——“雨”意象。由于现代“闲适”散文作家大多出身于江南水乡，所以他们对“水”有着一种天然的情分，就如周作人所说的：“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平常对于水不觉得怎么新奇，要去临流赏玩一番，可是生平与水太相习了，自有一种情分，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注：周作人：《北平的春天》。）柯灵对浙东水乡更是渲染得如仙境一般：“代可曾到过浙东的水村？——那是一种水晶似的境界”，“明镜般的湖泊，一片烟波接着远天。”（注：柯灵：《野渡》，《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与“水”相关联的“雨”也是“闲适”散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周作人多次感叹“雨还是故乡的好”（注：周作人：《夜航船里》。）。早在1902年8月，他初到南京时就在日记中写道：“吾乡雨极多，故一闻雨声，不觉神爽，殊不可解。”汪曾祺对西南联大读书时昆明的雨季更是记忆犹新、赞叹不已：“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注：汪曾祺：《昆明的雨》。）无论是“水”意象还是“雨”意象，从表面看，似乎都凝聚着作家的思乡情结，正如汪曾祺说的：“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注：汪曾祺：《昆明的雨》。）（尽管汪曾祺的故乡在江苏高邮，但青年时的生活已使他将昆明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其实，从深层次看，却仍是作家对植根于潜意识中的“闲适”情趣的倾慕，对“现在”都市的下意识拒绝和对经验生活中乡村所固有的那种安逸、平和情境的依恋。这种心态在周作人的《苦雨》一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在他给孙伏园的这封信里，先回味了在故乡卧在乌篷船里听雨玩水的美境：“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然而对照北京的雨，作者不由得黯然神伤：“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因为不仅“雨具不很完全”，而且园墙被淋坍，“梁上君子”光顾，甚至夜间睡眠不安，“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一边是“梦似的诗境”，一边是大雨带来的无穷烦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故乡“雨”、“水”的偏爱之情，而这种心情几乎成为一种情感潜流流贯在他的许多“闲适”散文中。如《乌篷船》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收信人“子荣”正是他自己使用过的笔名），作者向“子荣”描述了坐在乌篷船上的“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闲适”的乡村景色；“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闲适”的生活态度；“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闲适”的生活方式。这里，作者对水乡生活的把握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他笔下，水乡的声、色、景、韵与作者悠闲自在的心境态度交互融合，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这种水乡生活体现的优雅、闲适的心境不仅仅属于周作人的散文，柯灵笔下的浙东水乡也处处浮动着轻灵秀雅的吴越女儿般的风姿：“午后昼静时光，溶溶的河流催眠似的浅唱低吟，远处间或有些鸡声虫声。山脚边忽然传来一串俚歌，接着树林里闪出一个人影，也许带着包裹雨伞，挑一点竹笼担子，且行且唱，到路亭里把东西一放，就蹲在渡头，向水里捞起来系在船上的‘揉渡’绳子，一把一把将那魁星斗似的四方渡船，从对岸缓缓揉过……。”（注：柯灵：《野渡》，《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美学家阿米尔的话：“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境。”（注：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九章，《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确实，浙东水乡的自然风景渗透着作者如“水”般恬适、闲淡的心境，而作者那无边的乡思，那童年时乡村生活的记忆，那文人骨子里对山水依恋的“闲适”情趣也正是通过江南的“水”、江南的“雨”这些意象传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