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 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掘的文学精神。综观七月派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尽管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却都多思且充满了焦灼感。七月派小说运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重视人物内部挖掘，表现“心灵真实”，所营造的一种以“流浪意识”为中心的文化基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研究七月派小说，绕不开对其“流浪意识”的研究，也只有由此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将七月派小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七月派小说家们以为“流浪”是现代中国人觉醒的一个必然过程。“流浪”意味着人类对一种熟悉生活方式的抛弃和对于未来世界的探索。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期，人类所依存的原有生存空间被破坏，却又暂时找不到新的前进方向，一切都在摸索中，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处于动荡不定的“流浪”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流浪”，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流浪”心态。另外，由于转型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也会使社会某一阶层在结构上发生裂变，进而产生一个特殊的“流浪人”群体，也就是“生活流浪”。（注：参考夏锦乾《〈财主底儿女们〉与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流浪》，《抗战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从“生活流浪”到“精神流浪”，是流浪者性格由原始的力的自然爆发，到对自在的精神自由追求的一个重要过渡。我以为，七月派小说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流浪者，目的绝不仅是实施寻找一种人物典型，而在于以其为“桥梁”，架起自身创作与五四文化启蒙精神的联系，进而表现对民族生存文化的独特看法。路翎曾用诗意的语言描述这些流浪者：“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万倍于乡场穷人的生活，有大的痛苦和憎恶，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独在他乡唱着家乡的歌，哀顽地荡过风雨平原……”（注：路翎：《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七月派小说家之所以如此偏爱这些流浪者的原因正在于：他们在流浪者“寂寞而丰富”的心灵中，寻找到了与自身相契合的精神追求——“生命，就是斗争、创造、征服。”在七月派小说家的笔下，生命从来就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永远奔腾向前，如同滚滚洪流，充满着永不停息的奋斗。《我乡》中的“我”在由战地返回阔别四年的家乡时，面对饱经战火蹂躏的土地，牵系着自己美好童年回忆的老厨子成了炮灰，山水依然，而人事已非，心中涌动着“混合着黑色恐怖的欢乐和悲哀”，反思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再次离乡去寻求新的生活。（注：贾植芳：《我乡》，《〈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由流浪到返乡到再流浪的心理经历，显示的正是七月派小说利用离土——流浪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视角，表现四十年代一部分知识者面对战争，却又超越战争，从文化发展角度对民族命运的再思考。这种思考至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而这，才是这些流浪者们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研究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第一步。 “流浪”，最外的一层是“离土”，离开这片祖辈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由最初为了生存，到其后为了精神上的自由，流浪者们艰难地走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依附，走向未知的新世界。土地，在这里成为极具文化内涵的意象，不仅指可以实际利用的土地，更象征着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离土”从深层含义上讲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艰难告别。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一再重申：中国的社会，从基层上讲是乡土的，乡土性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决定了这个民族对于土地的重视与珍爱。土地也由此成为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主要力量。传统文化中“安土”思想的根深蒂固，极易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某种排斥一切进步的现代意识的自我封闭性。如彭柏山《皮背心》中的长发，对于那件从财主王大爷的皮袍子上裁下来的皮背心的钟爱，源于“他是想穿起来像王大爷，作为一种报复”，（注：彭柏山：《皮背心》，《侧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暗示着一个农民对“安土”所带来的富足生活的幻想。正因为如此，长发才会“没有勇气，怕死”，而没有和“队伍一伙去”。如路翎《燃烧的荒地》中的张老二，即使在家败人亡、恋人被夺的情形下仍没有放弃对土地的幻想，仍“渴望着田地”，甚至“因了田地，因了耕作的苦工而对他的仇人妥协着。”（注：路翎：《燃烧的荒地》，《路翎文集（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个民族的进步最初正是从对自身性格缺陷的清醒认识开始的，可是由“安土”形成的这样一种封闭性，却使人们对原有生活模式产生惰性，满足于当前的生活，自然也就无法冷静地去思考这种生活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离土——流浪成为恢复民族生命力的最好药方。长发最后在皮背心被抢、并遭财主毒打的结局中，痛苦地意识到“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独自向“高山那一方走去了”。张老二终于打破了自欺欺人的对田地的依恋，在精神上达到了“流浪”的自由状态后，愤怒地举起斧头，向罪恶的兴隆场的“统治者”砍去。 七月派小说家以流浪者为基点开始对现代生存文化的思索，是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它在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倡导的是对独立“自我”的追求。长发的“走去”并不仅只是单纯革命意识的萌芽，张老二的爆发也并不只是一般阶级斗争的结果，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最终背离更象征着他们内心中“自我意识”的萌发。七月派小说家们主张作家通过主观精神的“扩张”，“拥入”到客观对象中去，挖掘人的感情世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七月派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乡土风味小说，从本质上很接近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它们所共同关注的是对“国民奴役创伤”的剖析。但与五四乡土小说不同的是：七月派小说对人物内在心理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挖掘深度和残忍度大大强于前者。例如路翎那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和鲁迅《阿Q正传》很相似的《罗大斗的一生》，罗大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远未及阿Q形象的底蕴深厚，但作者对其痛苦的、毫不放松的，且带有几分神经质的“灵魂拷问”，正表明七月派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习惯于揭示人物复杂而多变的情绪世界。七月派小说对“人”真实心理的重视是高于一切的，有时甚至超越了人物的社会身份。他们执着地关注着个体人格的自我实现，抗拒着“人”对世界奴役的驯服融合。七月派小说中极力突出“人”本体所具有的“文学感”，故鲜有性格发展单纯的人物，他们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生存体验的最大张力，在秩序与人的不和谐中寻找“自我”的真正位置。寻找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恰是“流浪意识”的中心，人要“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目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文集》。）。七月派小说家以为：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生命的原始冲动，甚至连《罗大斗的一生》中可怜而又堕落、软弱而又卑劣的乡村小地痞罗大斗也不例外。但只有“流浪意识”的疏导才能缓解这些人物盲目的“力”的发泄，将其凌乱无章的思想给予理性的沉淀，进而在表现“原始强力”震撼力的过程中，将对人的“欲望苦闷”的演示推进到启蒙的高度，进而从个人与环境对立的悲剧结局中反观民族文化心态的不合理性，使民族的新生从深层心理开始。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它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文学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