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运动包括两个不同的艺术传统:一个是立足于近代以来理性内容压倒感性形式的崇高艺术思潮,或标举浪漫或力主写实的诗歌传统;另一个则是后起的现代诗传统,因其曾被看作异端,而表现出自身在历史上的超越性,以及在美学上的创造性。现代诗的传统,大体上发端于早期大陆的象征诗派,历经20年代到40年代;成熟于中期海外的现代诗潮,历经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发展于近期崛起的大陆诗群,遂由70年代中以来形成了一个大陆与台港澳相互呼应、远及东南亚和欧美华文诗坛的重要艺术潮流。在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中,创世纪诗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亦因此而处于见仁见智的聚讼纷纭之地。本文拟从创作心态角度切入,解读这种相当复杂又极具魅力的精神现象。 一 沦海桑田之感,造就了创世纪诗社的时空意识。离桑田而赴沧海,是台湾许多现代诗人的共同经历,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导致沧桑巨变构成创作心态的象征。起先这也许只是空间上的漂泊感受,后来也就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而成为具有时间意味的时代艺术精神,所以诗坛的西化,与历史沧桑实在是相通的。台湾三大现代诗社都是如此,但是创世纪诗社的早期成员应该感受更深。作为一个军中诗社,诗人们对于人生的无奈、对于自由的向往,总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像商禽的《门或者天空》,抒情主人公如同“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写诗即是反复从一个虚拟的“门”中走出,也就是从事精神上的逃亡。真切的身世感,使看上去荒诞的喜剧情境,其实充满了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他们身不由己,走上一条血与火的艰辛旅程,那超现实的艺术追求,便有了极现实的人生意义。生命体验使“创世纪”在三大现代诗社中后来居上,使创世纪诗杂志在坎坷的路上长盛不衰……曾经沧海,遂有创世纪诗社超现实的时空意识。这种艺术观念,来自历史沧桑之感,虽不是写实的,却又是真实的。真实的生命体验,使其探索充满动力,而且也令读者分外感动。正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一旦桑田被代之以沧海,创世纪诗社的诗人们便以血为诗来写诗坛春秋。 早期“创世纪”创社的诗人几乎清一色是军人,他们来自战火硝烟的年代,作品中所表现的是灾难岁月的悲情,对他们来说文学是泪的印记、血的呐喊。(注:痖弦《创世纪的批评性格》,载《创世纪四十年评论选》第355页。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社1994年版。)不平则鸣,长歌当哭,诗人背井离乡,便以诗为心灵的故乡,又正是为写忧而造艺了。所以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寓美感于痛感之中,让等同于抒情主人公的“你”“囚于内室”,然后再“从一块巨石中醒来”,“蓦然回首/远处站着一个望坟而笑的婴儿”。穷而后工,诗意来自悲惊的心路历程。诗人面对人生,也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表现情感的方式来高扬意志力,通过创造意象的方式来发挥想象力,而冲动的生命力,也就寄托在诗意之中了。“创世纪”亦即创造未来,未来是要用想象力去把握的,未来是要以意志力去创造的,而诗人追求未来,是为了超越现实的悲剧。痖弦的《从感觉出发》,为我们留下“一部感觉的编年纪”,诗人品味“沾血之美”,诗意于是“自焦虑中开始”,抒情主人公像“一个患跳舞病的女孩”,苦苦倾诉其生命体验——现实美特征被意象化,“沾血之美”即是悲情之美。抒写悲情,漂泊的身世之感,便化作一代人的心声。有如张默的《时间,我缱绻你》所说, 时间,我悲怀你 一滴流浪在天涯的眼泪 怔怔地瞪着一幅满面愁容的秋海棠 “天涯”的空间与“流浪”的时间相互印证,个人的身世折射出祖国的命运,于是祖国的版图有“满面愁容的秋海棠”出现在泪眼之中。《后记》讲这诗“主要是纪念咱们这一群并肩走过五、六十年代的坎坷岁月,现在是六十岁左右犹在诗坛打拚的老伙伴。(注:张默《落叶满阶》第176页。台湾九歌出版社1994年版。)漂泊的身世,就这样成为“创世纪”的艺术起点。 面对人生中的悲剧情境,创造生命的本真境界,正是创世纪诗社共同的艺术追求。社会在转型,现实人生充满泪光血影,诗人的艺术使命,也就在于凸显作为历史性的人之存在。新生代诗人简政珍的《浮生纪事》,透过心理的时间直观生命的本质,把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悟,转换为生与死的对立,“那些墓前的石雕/所发出的寒光/绵延成今日的川流”,通过这本真意义上的言谈,通过时间过程使生存得到形而上的艺术表现,便不仅给自身而且给世界以生存的意义。沧海桑田的时空变幻,凸显出生存自由的特质。人生立足于现在,时间非但是客观的历史尺度,而且也是主观的生命尺度——诗人瞻前顾后、继往开来,无论西化还是回归,都离不开自身现在的时空定位,那沧海与桑田,亦只是相对而言……相形之下,新生代诗人杜十三则力图走出诗艺的困境。在人类文明的“第三次浪潮”面前,他为现代诗设计了一条多媒体的发展道路,其探索实验令人耳目一新。社会转型是一种历史的沧桑,人虽未曾离开乡土,文化环境却不同于昔日的风景,这同样造成了文化移民心态。在发生巨变的文化环境中,创世纪诗社的创作心态,始终不脱离真实的体验,因而可以与时俱进。同时早期军中诗人与新生代诗人的差异,恰好相当于文化移民心态中自然形成的文化代沟现象。如军中诗人更像诗社同仁、菲华诗人谢馨,表现出第一代移民所常有的文化心态——过去的经验已不适宜于现在的环境,人地两生的世界也不再崇尚昔日的权威,然而文化的传统又总是通向了儿时的记忆,故园的乡情,从此是梦中的温馨!她在《王彬街》中说“王彬街在中国城”,但“中国城不是中国”,她只能从那里的民俗,去品味华夏的文化。由于文化就像民俗那样无法遗传,上一代的异乡情怀,乃变成下一代人的认同意识,未经蜀地之人,难免乐不思蜀。文化代沟现象是以空间的转移造成了时间的割裂,上一代重视过去的回忆,下一代强调未来的机遇,便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身世之感,不同的价值观念……于是新生代诗人更像诗社同仁、新马诗人王润华,不拘泥于传统的文化权威,也不屈从于新的文化权威,而是在经验与机遇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自主地去把握现在,自由地去从事创造。王润华在新加坡的橡胶园消失后去写诗集《橡胶树》,旨在寻找精神生命的本真境界。诗人要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不迷失自我,就必须抓牢记忆,在工商业化的都市生活中,一片绿土便足以象征心灵的故乡。沧桑巨变,守护那片心中的绿土,也就可以保持精神的活力。尽管海外已非本土,文化环境与文学传统已构成别样的天地,然而诗思多变,恰恰便是华文诗不变的本质所在。王润华如此,创世纪诗社的诗人们皆如此。饱经沧桑,充满忧患情思,遂有失望后的追求、精神上的创造,形成了超越性的时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