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希望成为一个作者，做为神木的一片叶子，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献身！ 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地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 ——黄春明 他的文学精神具有开创性和启蒙性作用 曾健民（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黄春明从创作的初期开始，便将他的作品面向广大的社会，始终站在台湾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弱者、受屈辱的人的立场，紧紧地与台湾社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在台湾社会的剧变中，他关怀即将消逝的乡土社会，关怀在剧变中落入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运用高度的文学写实手法，描写了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人们不幸的命运、情爱以及愿望，也批判了在依赖美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台湾社会的各种扭曲现象。 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以及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的作用，成了“乡土文学”的范本。 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 陈映真（作家）：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以合办企业、外资企业的形式在台湾展开。至此，台湾社会形态——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性质便一览无遗了。物质的、经济的依附化，带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扈从化，而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知识上对美国的庸从，尤为显著。 黄春明在60年代所写的三篇小说《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讨论了新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的处境、思想和感情：不仅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也提出了新殖民地下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抵抗；表现了台湾社会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本质——新殖民主义·边陲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从而显示出作者对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与敏锐而丰富的批判意识。 着眼点是从经济提升到伦理的层次 尉天骢（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黄春明笔下的宜兰，就台湾整体而言，它是一个比西部，甚至东部开发得较晚的移民社会。它地处台湾东北部，三边环山，一边面海，于是在交通发达的时代，它就自成格局维持着它的小农社会的秩序情调：经由辛苦的开拓和长期的互相依赖建立起来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土地上的事事物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一直保持着和谐与平衡。在这样的和谐与平衡中，不仅人有尊严，连山、水、树木，各种事物也莫不有了尊严，各自尊重彼此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每逢遭到灾难、受到破坏，很多人愿意奉献，从枯萎、死亡中再予以重建，这不仅是人类最单纯原初的乡土之情，结合起来，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创造、发展的根源。谁要违反了这一情怀和精神，虽然能获得一时的繁荣，最后也无法不走上衰败和危亡。这就是黄春明透过他的乡土人物、乡土生活、乡土经验、乡土历史所体悟的人生态度。在这一态度下，他表面上是一个农业文明讴歌者，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怀旧的感伤主义者，主张永远保持农村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他的着眼点不是放在“经济”的利益上，而是从经济的着眼点提升到伦理的层次。 60年代的后期，在商品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交互运作下，一个原体朴实、刻苦、勤劳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为了追求经济高度增长的目标，不仅土地变成了工业商品，就连人也变成了工具和商品。大都市四周的小市镇也不可或免地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异化，一步一步加深了人的贪婪性及虚伪性，一步一步摧毁了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事事物物的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无论是人还是山水事物，无不陷入孤立的境遇之中无所依赖，无所关怀，无所奉献，既不能去爱，也不能被爱，内心的世界成了一个空白的世界。 尽管如此，黄春明对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仍然怀抱着深厚眷恋和企望。这些眷恋和企望并不仅止于乡愁式的感伤，而是对经由那些市镇及其四周的土地、人物、生活经验、历史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生活、消费人生，以及面临崩溃的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事事物物的伦理关系作出了深度的思考。他似乎透过小说而有这样的警觉：小市镇是人类命运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彻底消失了，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末日。如果人类的活动不能从经济的着眼点、政治的着眼点、党派的着眼点、阶级的着眼点超越出来，而一直把土地、把事事物物都当成工具手段，其结果必然会把人也当成工具和手段，最后不会尊重对方，也不会被对方尊重，这样的人生必然是斗争的人生，互相伤害的人生；在目前科技极端膨胀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也许可以很快地为世界带来富裕和繁荣，但这些毕竟只能是短暂的，而且为人类埋伏下可怕的病毒。 一个“反省现代”的作家 吕正惠（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黄春明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左右彷徨。“现代化”最大的问题是，你把这些乐知天命的乡下人赶到一个他们无所适从的“世界”中，让他们慌乱不已。现代社会也许给人带来了更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人格品质和生活世界上，它却未必优于乡土社会。这一方面，黄春明的看法有点类似沈从文。 如果永远保留乡土社会，我想他会赞成。问题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根本毫无可能，要不然他不会如此嘲谑阿盛伯。不过，虽知乡土社会有它的缺陷，他主要还是去看它的“优胜”的一面。 从另一方面来讲，黄春明是幸运的。因为他所面对的乡土社会不像鲁迅和沈从文所看到的那样充满了罪恶，因此，在他“眷恋”乡土时，我们不会感到那么不能接受。反过来讲，黄春明所看到的现代化社会已超过鲁迅、沈从文所经历的，他知道里面更多的问题，他的缅怀过去其实隐含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是一个“反省现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