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落潮后不久，周作人思想转变就已开始，到了1924年他基本形成了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而周作人1927年以后的思想变动只不过是把20年代前期就已形成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和扩大化了。关于周作人在20年代前期的思想转变，本文选择了其中一条线索——“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加以分析。 1918年12月7日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他试图提出一套较有系统的“人学”观，这种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部分：其一是有严格实证科学基础的自然人性论，它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其二是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它来源复杂，是经过整合后形成的。这两部分并未完全统一起来。 自然人性论是以进化论影响下的生物学与人类学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灵肉一元观：首先承认人是动物性存在，从而承认人的自然本能、自然欲求以及现世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求生意志。其次，但特别重要的是强调人这种动物又有其他动物所缺乏的“内面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禀赋使他在进化途中“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并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按照进化的原则，每一自然的事物都有理想的发展，而人类正是一种出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的存在。 周作人论述灵肉问题最后总是落在道德问题范围内，实际上在《人的文学》中他是把他所定的人的精神生活规范的原则限定在道德问题上的，其他方面问题未涉及。所以可以认为关于灵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周作人的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道德观——自然主义道德观的核心思想。但周作人只是用消极的排除法来划定正面的道德的界限，并没有系统地建立这种道德观的各种细则。由于这种道德观贯穿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推理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道德观称作“科学的”道德观，它是现时可行的，也是普遍适用的。 可以说自然人性论是周作人全部“人学”观的基础，由此出发，他试图建立一种能够调节人类关系的社会—道德理想，这种理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可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这是一种兼容利己和利他的人道主义，周作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与自然人性论相比，这种社会—道德理想虽显得更为美好，但却缺乏科学根据。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周作人试图把它和以灵肉一元观为中心思想的自然人性论联系起来，仿佛二者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其实，一个是对人性之“自然”的肯定和认同，一者是超越自然的“理想”，从“自然”到“理想”之间不仅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横亘着逻辑上的鸿沟，因而周作人将它们嫁接在一起，显得非常勉强。即使撇开逻辑上的困难不谈，单就实践而言，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也远比自然人性论困难得多。这里不妨看看日本新村运动的情形。众所周知，周作人曾一度对新村主义非常热心。这是因为新村运动恰恰正是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的一次社会实验，其主要目标就是要用这种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个社会运动是相当理想化的，它讲求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都要统一于理想的准则上，并且社会改造的基础落实在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上，这使它具有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但运动的领袖们恰恰忽视了任何具有道德价值的宗教或社会理想的成功，必须借助世俗权力（包括组织形式及其运作），否则为追求道德、理想的完善与纯洁性而否定在实践过程中及所采取的手段中会出现的暴力流血、非人道的行为，结果必定会失败，新村运动便是如此。 从1918到1920年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及其实践——新村运动是为周作人所信仰的，宣传它们是他这两年的主要活动。他对这种精神的信仰是在1919年7月访问日本新村期间达到高峰的。在此以前，他对这种理想虽然是信服的，也给以积极提倡，但他对国人能力及自己宣传是否有效又不无怀疑，这些疑虑使当时的周作人对这种理想能否实现还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只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注：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载1918.5.15《新青年》第4卷5号。）。直到1919年7月周作人访问日本新村时，他受到日本知识分子热情的感染，转而确信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在实践上是“可为”的。从《访日本新村记》(1919.7.29)可看出周作人感到一种宗教体验式的“狂喜”，正是这种“狂喜”使他忽略掉现时的条件而确信无疑。这是由情感／直觉在“狂喜”的体验中直接上升为信仰。信仰是排除理性—怀疑的再考问的，是不能被分析的，所以周作人先前的疑虑实际上是被跨越了过去，搁置在一旁的。 从其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中周作人又进而生发出“人道主义为本”（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的“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的理想：首先承认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人原是一体，因此表达个人的感情欲求与表达人类的意志是统一的，于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就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与共同的理想的表达，所以文学是能够沟通人们的心灵情感的；而人道主义文学的任务便是以富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文学来感染人，并影响于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人道主义理想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根基，以期达到人们共同改造生活与社会的目的。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1921年周作人却出现了信仰危机，他宣称自己是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至于危机的原因，周作人语焉不详，但危机的迹象相当明显，如从本年起，他对新村运动几乎只字不提，对他前两年信仰的人道主义社会—道德理想也不再热心宣传。 从《山中杂信》(1921.6.7～9.6)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思想在1921年前后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科学的怀疑精神与理性分析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强化了，这使他的“狂喜”的宗教式的体验很快便消失了，被跨越的现实条件又重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周作人开始意识到他原先所笃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新村主义）是有矛盾的。新村主义原本就不是一个纯粹单一的思想系统，它有多重的思想来源，而各种思想因素之间也不无矛盾，新村主义的结论不过是个折衷调和的结果。在1921年以前周作人赞同这种调和，而现在矛盾突出出来，不复调和，诚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一》，载1921.6.7《晨报副刊》。）他虽然也在疑虑：“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一》，载1921.6.7《晨报副刊》。），但还是希望能把这些思想统一起来。可到了1921年9月6日在《山中杂信·六》中，他表示放弃统一的努力，对各种矛盾的“主义”，他“现在决心放任”，就让它们矛盾并存（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六》，载1921.9.6《晨报副刊》。）。这样作实际是把信仰问题暂且搁置起来，不再热心于“主义”的“布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