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对于“无名状态”下文学批评的特点及其开设该栏目的意义在上期主持人的话里已作了简要说明。现在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当代性”是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都应该重视的，把握了“当代性”的应有内涵就找到了批评、研究的价值立场与出发点。所谓“当代性”就是对文学批评和研究所应有的一种“当代”思考和态度，这种当代性不是凝滞不变的，而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在九十年代“无名状态”下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明显地出现了“民间性”与“个人性”的特点。“民间性”意味着回到当代社会的日常民间生活中，从中体验、发现源于人们内心的精神追求、情感世界、生存状态，而不是回应某种预设的观念、思想；“个人性”强调从个人的叙事立场出发，不必认为自己代表社会的某种力量说话，说的只是自己想说的话。“民间性”与“个人性”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民间性的价值立场，真正个人的思想难以表达；没有个人的言说方式，也难以体现民间世界的丰厚内容。这种“民间性”与“个人性”的当代立场，使我们有可能打破以往文学史的封闭系统，获得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对那些文学史上被忽略的重要作家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的目的正是在开放的民间价值立场上，对作家作品进行扎实、认真的研究，表达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想法。本期原初打算安排的是青年评论家吴义勤论徐訏和周伟鸿论黄碧云的文章，所论的两位作家都是香港作家，在以往的文学史中都少有论及，但由于周伟鸿论黄碧云的文章未能在发稿前完成，只得延至下期安排，把原先安排下期发稿的柳珊论严歌苓的文章提到本期，严歌苓是位大陆作家，近年一直在海外发展，通过严歌苓的创作可以看到大陆、港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某些共同特点及相互融会的趋向，把徐訏和严歌苓放在一起也正是源于这种考虑。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引论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1966年至1980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十八集，其中小说十集，散文与文论四集，新诗二集，戏剧二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二千万言，称得上著作等身。徐訏于1950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作家来说，1950年无论如何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既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舞，又不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心理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有时不免手足无措，出现了创作断层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曾有过这种困惑。相反，徐訏大概由于身处香港，与“十里洋场”旧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反差不大，反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就小说而言，他就有《彼岸》、《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等长篇小说和《盲恋》、《痴心井》、《炉火》等一批中篇小说，此外还有《鸟语》、《结局》、《花束》、《有后》等许多短篇小说集。1961年，香港的上海印书馆出版了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在香港的《祖国周刊》等几家大期刊上连载过，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司马长风认为：“《江湖行》尤为睥睨文坛，是其野心之作。”（注：司马长风：《书刊评介》。）赵聪也说：“《江湖行》是他来港后的巨构。据说曾构思三年，又经过五年的写作与修改，然后才定稿的，这部《江湖行》应是他的代表作，远远超过以前的《风萧萧》。”（注：赵聪：《徐訏先生》。）陈纪滢则推崇它为“近二十年来的杰作”（注：陈纪滢《徐訏先生的生平》）。萧辉楷称它为“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型伟大著作”（注：萧辉楷：《天孙容锦不容针》。）。而徐訏本人对《江湖行》亦有偏爱，自称：“我最喜欢《江湖行》。……这部小说虽然缺点很多（原因是搁搁写写，不够统一，连笔触都不一致），但内容结实。”（注：林海音：《徐訏“笔端”下》。）显然，长达一千多页的《江湖行》不仅是徐訏创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对他人生经验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它不仅对于徐訏个体的生命和文学历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比较同时大陆当代文学日益狂热的政治化倾向，《江湖行》这样的充满个人性、抒情性和艺术魅力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馈赠。大致看来，香港时期徐訏的小说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回忆为主，写大陆上的生活，以《江湖行》为代表；一类是写香港移民的生活，以《女人与事》、《结局》为代表。总的来说，徐訏香港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但同时，由于徐訏一直把香港当作一个漂泊地，他的怀乡情结使他对香港的现实也有了特殊的体验，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他小说的现实性。比如他的小说中就有写江湖传统的《传统》；有借对神偷的描写暴露旧中国黑暗的《神偷与大盗》；有表现香港社会拜金主义、“文化沙漠”的《失恋》；有写人心势利、世态炎凉的《舞女》；有写在香港找不到职业，用玩具手枪行劫被捕的《手枪》等等，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现实意义和认识意义也仍然是巨大的。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作者写于1960年前后的收在短篇小说集《小人物的上进》中的一组直接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小说。一般论者由于政治原因皆对其忽略不论，而我认为，公正地说，这些小说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徐訏向来讲究写作“距离”和“情感过滤”，大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徐訏来说虽没有时间距离，但有着显而易见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站在今天的历史或艺术的高度审视当时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我们必须承认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违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的，而且还带有极浓的“伪饰”倾向。而徐訏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乃至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以及大陆人婚姻状况的描写，却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按照现在评论界的分析，大陆文学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的认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才真正达到公正和客观的。如果我们把徐訏的《康悌同志的婚姻》与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作一比较，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两部小说虽然同样表现政治权力对于爱情婚姻的主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异化，但写作时间上前者却整整早了二十年。有人称徐訏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作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写于1966年，脱稿于1972年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以寓言的形式描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避开其政治偏见不谈，其最早用文学形式表达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思想，这无疑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在港台评论界徐訏被视为是一个“世界级”作家，认为“徐訏先生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注：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徐訏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声誉斐然。长篇小说《风萧萧》1943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因而称这一年为“徐訏年”（注：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林语堂曾指出，徐訏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訏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西方汉学家伯图西奥里(Gillian·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莱(K·E·Priestly)也有同感，认为徐訏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注：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司马长风甚至把他与鲁迅和郭沫若相比：“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訏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訏的作品相比，也许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虽然这样的评论不见得就很公允，我们也很难完全认同，但它们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徐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徐訏这样一位作家却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动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义被排斥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訏的价值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徐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价值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是对于徐訏的当代意义，以及徐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似乎还重视不够。本文对徐訏香港时期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就是试图在此领域做初步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徐訏小说的现代主义主题表征 徐訏早在大学时代就对现代主义的世界图式有着独特的体验与认同，他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学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派文化和文学的大量吸纳也都不断强化着他的现代主义情绪。而到香港后，“在生活上成为流浪汉，在思想上成为无依者”（注：徐訏：《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困窘，更使他在探究“宇宙的广袤和时间的去处”等形而上问题时陷入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者相同的悲观境地。徐訏的最终皈依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他现代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局。这方面，他1953年出版的《彼岸》和1966年出版的《时与光》作为两部直接表现作家对人生哲学化思考的小说，为我们理解徐訏的现代主义心态和宗教意识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