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作为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到十年，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论文达三百多篇；这些论文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或开掘了研究的深度，或触及了研究的盲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90年代《围城》研究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 一 岁月如流，距离钱钟书先生创作《围城》的日子一天天地远了；同样，距离产生过一代思想巨匠和文化昆仑的那个时代也一天天地远了。然而如同浮雕一般，背景的悠远使得精神实质更为突现，我们的评论家拥有了从容研究的心境和契机。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五十年的研究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对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就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下。 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的研究虽然不可抹杀它的认知价值，但毕竟流于肤浅。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拘泥于第一层面的批评几乎销声匿迹；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研究除各有发展外，还呈现出两相结合的趋势，即通过对文化层面的阐发，获得了对哲理意蕴的领悟。 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在与《子夜》的比较中，作者发现《围城》对背景的不同处理。在这里，背景描写并没有被作为人物行动的直接原因，相反，小说人物的生活及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氛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围城》就是通过社会历史时空与人物心理时空的这种矛盾组合，“塑造了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蜕变人格，表现了这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与民族时代精神的龃龉。”因为跳出了对作品细节与历史背景两相对照的机械罗列，作者的主题把握，从生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升华也就水到渠成了。文章最后一部分，借助对于方鸿渐悲剧成因的分析，宋延平继续将主题意蕴从对蜕变人格的讽刺扩展到了对于普遍人生的忧虑感伤，但整个论证过程稍嫌单薄无力。 陈子谦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注：《〈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3期）他认为尽管钱钟书否定了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的断言，但他接过了“悲剧之悲剧”的概念，赋予它以愿欲说为中心内容的含义，并将其潜在意识成功地化为了《围城》的形象血肉。因此，杨绛在《围城》电视剧的片头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揭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围城心境”的悲剧心理，是对《围城》主题和方鸿渐形象深层的思想意蕴的准确把握。 从社会学的角度，瞿学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看法。（注：《〈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围城”》，《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2期）他指出《围城》小说的主题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城”。就“围城”的本土含义而言，这座城堡特指中国人的脸面观。所谓“脸”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格特征及理想，其内涵为知耻，而“面子”则表示中国人所讲究的一种关系状态，其内涵为自我掩饰或虚饰。钱钟书在书中通过对留洋博士方鸿渐的遭遇描写，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为脸面观而进出两难的——没有者欲获得之，获得者又为其所累。并在展示中国知识分子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处的紧张性和困境的同时，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群学者对前者的放弃和对后者的追逐。 张明亮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围城》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红楼梦》在主题上相通的文化意蕴——都是探讨人的生存意义或人在成长过程里社会化与个性化的两难二悖。作者认为，人是应该长大成人的，但莎菲陷于自爱兼自厌中长不大；宝玉却是不肯长大；而立之年的方鸿渐比莎菲宝玉成熟多了，却也陷入了“无出路境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的失败是由于他并不坏或未能修炼得不惮于坏。方鸿渐显得尤为孤独与脆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他正直地做人。作家借方鸿渐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无尽的舛讹与磨难的悲悯，故方的悲剧能最强烈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注：《从莎菲说到贾宝玉再说到方鸿渐——对“文学面相学”的一个思考：表情与感情，兼论人的“社会化”过程》，《钱钟书评论》卷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清华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将对文化意蕴的提炼与对文化成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4期）一文把《围城》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准确敏锐地洞见钱钟书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文化策略，并在为这种文化策略的出现提供背景和寻找原因中，注入了对钱钟书的深刻理解。在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整体把握下，张清华看到，出于对前代知识分子文化操作的情感色彩的理性反省，钱钟书选择了殖民文化视角的二元论批判。在《围城》中，钱钟书不但破除了任何理想神话的痕迹，而且揭示了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的矛盾悖论与分裂状态。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剥示和批判，是《围城》中最为广泛的批判内容。方鸿渐同世界文学长廊里众多“多余人”形象一样，他的悲剧是文化错位与“落空”状态下人的精神悲剧。作者认为，文化解构中的文化批判也是最后的批判，因为绝对的意义已不存在。从这种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充分地理解钱钟书的文化态度的策略性、逻辑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而不会因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景的灰色文化而感到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