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人、剧作家著称的郭沫若，自1919年发表《牧羊哀话》至1947年创作《地下的笑声》，其小说创作历程漫长，变化也多。其中自20年代前后至20年代中期的“身边小说”，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光辉，堪称“创造社”前期创作的杰作，也是中国浪漫抒情派文学的“中坚”。这类作品计21篇，其特征为主观抒情；其题材、人物、技巧均服从主观抒情、宣泄苦闷的需要；其文体多采用“自叙传”形式，显然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又有超越，具有鲜明的社会色彩。 一 郭沫若浪漫主义小说的基调是主观抒情，主观抒情的特征是宣泄苦闷。郭沫若的文艺观斑驳陆离，曾信奉“艺术是现，不是再现”（注：郭沫若：《文艺的生产过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7页。），“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注：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81页。），赞赏“歌德是个伟大的主观诗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己的经验和实感的集成”（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10页。）。郭沫若的浪漫抒情小说，着力宣泄他的青春苦闷、生存苦闷与社会苦闷，深镌着他个人经历、经验与实感的烙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不论追求幻美、哀叹身世，或愤世嫉俗、述怀言志，均感情真挚、热烈，不掩饰，不作假，不勉强，而是自然的流露，正如他所云：“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注：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00页。）这里的“文艺无目的论”，实际是对“自然流露”的强调，强调作家抛开个人一切狭隘的功利，忠诚于生活，执着于艺术。 郭沫若本着“内心的要求”，通过对美的渴求、美的幻灭与伤悼，尽情宣泄自己的青春苦闷，谱写了一首首哀婉缠绵、飘忽空灵的爱情诗篇。美与青春同在，美使人间生意盎然、色彩绚丽。青年郭沫若心中的美，通过对青春少女的形体美与心灵美的赞美而表现出来。在《残春》中，爱牟随白羊君从福冈到门司“养生医院”探望病中的贺君，与“看护妇”S姑娘发生了一段隐约的恋情。S姑娘18岁，中等身材，气质优雅，性格温婉、柔顺、质朴，容貌姣美，黑耀石般的眼仁放出光彩，神韵袭人。爱牟不禁为之动容，当晚在梦中与她幽会于笔立山头。姑娘的躯体“好像大理石的雕像”，两肩“好像剥了壳的荔枝”，双乳“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散发着神奇的魅力。爱牟正欲为姑娘叩诊肺尖，白羊君赶来通报他妻子手刃两子的噩耗，就赶紧回家。妻子手持血淋淋的短刀投来，爱牟抱着儿子倒在血泊中，惊醒后感叹这“Medea的悲剧”。美的幻灭，使爱牟沉浸在依恋、失落与伤感中。在《喀尔美萝姑娘》中，海外学子的“我”，为喀尔美萝（注：喀尔美萝，一种用砂糖熬成的食品，有的做成达摩祖师，有的是西洋囝囝，有的是美人鱼，有的是果品，有的是馒首。上面涂以泥金朱红和其他颜料。）姑娘似梦如烟若雾的美而神魂颠倒。“我”，家有贤妻，“我”礼赞她为圣母玛丽亚，像母亲或姐姐一样地爱着，深感婚姻是“另一种意义”的悲剧。“我”一见这日本国卖糖食的少女，“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她，那一头“浓腻的黑发”，一支“希腊髻式上的西班牙针”；那“莹黑”、“灵敏”、“柔媚”的眼睛，那“浓密”、“鲜明”而“富有生命”的睫毛，“在破纸窗内露出的半面”，“低垂”、“娇怯”，“如像复着半朵才开放着的六月菊”！“我”惊美而思美，焦躁而疯狂，竟至荒废学业，不顾家庭。但“我”始终不敢向姑娘告白国籍身份，姑娘也因贫寒而沦落为咖啡店侍女，后又被富商纳为外妾，使“我”对美的追求归于毁灭。在《叶罗提之墓》中，描绘“我”与堂嫂的一段恋情，堂嫂之美体现在象牙雕刻般的玉手上。当“我”得知堂嫂死于产褥后，就吞下她在无名指上戴过的金色的顶针，殉情而死，表明美的追求可望而不可及，也不可得。 《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侧重于刻划人的形体美，但S姑娘的自强、喀尔美萝姑娘的无私、堂嫂的自重，也都体现各自的心灵之美。《落叶》则侧重于描绘人的心灵美。该篇由日本姑娘菊子致中国留学生洪师武的41封情书组成，表现了菊子高尚、纯洁、热烈、真挚的情感及善良、正直、坚强的品性，尤其是思想境界开阔：身为基督教徒，却反对做立在人头上的说教者；身为战胜国子民，却同情弱者，深味败北者的悲哀。菊子心灵如此美好，然而，旧式婚姻的失意者洪师武却为爱她而绝她，使她悲伤地匿迹南洋，成为一片“委身于逝水的落叶”。该篇中“我”为故事串连人，是郭沫若为纪念他的日本夫人安娜而作，是他借此倾吐对美的渴求与幻灭的痛苦。以上诸篇均以婚外恋为外衣，而内核是咏叹幻美，抒发强烈的青春苦闷，反对陈腐的旧制度、旧礼教与旧习俗。篇中肯定自我，张扬个性，反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与“五四”儿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心态合拍，是“五四”时代思潮主旋律中一支沉郁哀婉的歌。 在郭沫若的浪漫抒情小说中，倾吐生存苦闷的，比例甚大。青年郭沫若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却谋生无着，只好以撰稿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饥寒交迫，落魄潦倒。作品大致有国内生活与海外遭遇两类。国内困境以《漂流三部曲》为代表。该篇又分《歧路》、《炼狱》、《十字架》三篇。《歧路》写爱牟在上海谋生无门，不得不让妻子晓芙和三个儿子返回日本，自求生计。爱牟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只好“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炼狱》写爱牟孤寂地面徒四壁，一如生活在炼狱之中。被朋友邀游于无锡惠山太湖，见湖光梅影，听鸟语风声，深感自己是“被幸福遗弃的囚人”。《十字架》写爱牟拒绝长兄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和C城红十字医院高薪高职“聘书”，宁愿被困苦钉在“十字架”上，不向家族势力和旧式婚姻制度屈服。全篇充满眼泪、叹息、悲伤和故里不能归省、妻儿无力供养、才华无法施展的悲愤。描写上海生存苦境的，还有《矛盾的统一》、《圣者》、《后悔》、《亭子间中》、《湖心亭》诸篇，都是《漂流三部曲》的姐妹篇。有的侧重写“猪狗窝一样”的住房，妻子衣衫褴褛，连牙病也治不起；有的侧重写儿子残破低廉的玩具；有的侧重写脱贫无计，购物无力，在“大放盘”的低价抛售声中，连“洋碱”也买不起，扔掉一块假银元也感到后悔；有的侧重写挨冻；有的侧重写忍饥。各篇充满对人间不公的血与泪的控诉和怒吼，甚至以自怨自艾、自伤自责来宣泄恼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