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人，认识自我，这是古往今来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哲学家、文学家一切探索争论中，从未动摇的目标，也是一种召唤，一种诱惑。它吸引许多人执著于此，做出不同的解说。在认识人、认识自我的过程中，需要有价值尺度，而“人格”往往是作为一种文化中重要的价值准则和取向而存在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人格的观念意识总要被具体化，诸如对固有人格模式的描述，对理想人格的设计，都是在人文精神探索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无论是怎样具体的人格观，它的形成都无不渗透深刻的历史内容和整个文化所给予它的根本性的影响。 “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自觉、最深刻、最激烈的批判，传统的“人格”观念也受到冲击。而这一批判最重要的理论参照是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格理想。西方哲学史上，从希腊古典哲学到近代、现代哲学，在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强调对于世界的重要性的唯物主义，还是强调主体精神世界的重要性的唯心主义，尽管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尖锐对立，但有一点却贯穿始终，在他们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人有自由，能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奴役。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自由。一个人，不论他的社会位置、经济状况如何，他身上都存在永恒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这就是独立思想、自由发展的权力。关注个人的独特性，保持每个人本己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力，即独立思想、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这是西方哲学贯穿始终的精神。“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心或理论兴趣，而是人的基本职责，一个绝对命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格观念也无不渗透这种内在精神。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思想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个体人格的价值开始受到珍视，在宣扬人格独立精神和个体自由的基础上确立自我人格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合理性、正当性，成为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共识。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种“为君”、“为道”、为“父母”而生存的“人”，必然被纳入社会伦理框架之中，其中渗透以人论关系为轴心的功能指向。其理想人格的标准，理想人格的道德无不以“人伦”关系中的“人”的建树为出发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首先必须面对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发现“人”，重视“人”，倡导人的权力、人的自由，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个人，这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强烈地意识到并积极加以倡导的。 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提出自己的人格理想。李大钊说：“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号。）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4号。）鲁迅更是在清理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提出“立人”的主张。 郭沫若早期尽管主要以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但也曾经直接面对并认真探讨人的问题，正面描述理想人格的蓝图，甚至这种人格观成为其艺术观的统领，建构于诗论之上。同时，他对其中的许多方面做了具体的阐释，尽管不是系统的理论著述的方式，但也有意涉及了人格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人”及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没有能继续深入下去，20年代中后期，许多进步的思想者的人格观念较之“五四”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人格取向上，由重个体重自我向重群体转化；在人格准则上，阶级意识和政治色彩强化，自我人格意识淡化；理想人格的载体由知识分子向工农兵转化，等等。经这种转化所确立的人格观念，以其构成要素和内部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后期。在这种变化中，郭沫若最有代表性。1925年之后，郭沫若不仅不再继续探讨自己最初人格理想中的许多已经涉及但还未展开的命题，而且非常明确地对早期的主张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变化迅速而彻底，似乎省略了中间环节，令人难以理解。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多解释为时代、政治原因，或者个人个性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些原因都未涉及到更深的层面，即内在文化体系在个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现代解释学认为，“先见”（即“前理解”）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的先决和合法的条件。这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所形成的先见的清明中正的状态开始，形成正确理解和条件和过程，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都已经存在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主体进行新的理解前的精神储备，是他向新的理解、新的世界开拓前的必要准备。伽伏默尔说：“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注：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偏见作为理解的条件》。）肯定了“先见”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从这个基点出发，站在历史所给予每个人的文化视野上，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