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人对巴金及其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侧重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巴金研究状况作一宏观的考察，以期能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些微有益的思路与设想。 1 对巴金及其创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四十年代的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及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第一阶段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创作的介绍、评价、研究文章共170余篇（注：此两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五辑《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并参照唐金海、张晓云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李方平、蒋刚编《巴金研究年表》（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1992年印行）统计。），其中称得上研究论文的为数甚少，主要还是带有随感特点，类似于书评性质的文章居多。这个阶段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金创作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这一切为日后的巴金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参照。在第二阶段，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创作的讨论、批评、研究文章仅110篇左右（注：此两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五辑《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并参照唐金海、张晓云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李方平、蒋刚编《巴金研究年表》（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1992年印行）统计。），其中称得上研究论文的也仅20余篇。这期间印行出版的有关巴金的专书4本，其中，两本是带有浓郁政治批判色彩的小册子，一本研究资料汇编，还有一本是法国学者的研究专著的中译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的巴金研究一开始即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带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如50年代后期的“巴金作品讨论”，实际上属当时“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的一项内容（注：参见《巴金创作评论·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名为讨论，实为政治批判，与学术上的研究相去甚远。就是一些较为客观的研究者，在当时也难以摆脱流行观念的束缚，研究视角和方法都较单一，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也未能充分地展开。 “文革”结束后，巴金研究逐步复苏，并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瞩目而又颇有建树的领域。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四次专题性的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关巴金的研究论文、作品评论及传记资料1200余篇（注：此处及后面的各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第五辑、陈思和著《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一书中《巴金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0～199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统计。），正式出版巴金研究专著50余种，编辑印行《巴金研究》（总第15期之前称《巴金文学研究资料》）33期，并形成一个虽无统一组织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这一切从总体上显示着巴金研究日渐展开的良好态势，并在下述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一，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获包括巴金20年代初发表的诗文、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与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的外文往来信件相继被李存光、惠文、陈思和及山口守等发现整理并公诸于学界；李存光编的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张立慧、李今合编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以及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等重要学术参考书的出版。而1994年出齐的26卷本《巴金全集》及最近一次推出的10卷本《巴金译文全集》，更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研究文本。第二，传记研究。从80年代初陈丹晨的《巴金评传》发展到1994年李存光的《巴金传》的出版，已经面世的巴金传记、评传著作已达5种，而像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以及其它人的一些著作，也都带有传记研究的性质。这些著作对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的研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它们为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巴金的为人为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第三，专题研究。这20年间，一大批有特色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像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汪应果的《巴金论》、陈思和与李辉的《巴金论稿》、花建与袁振声分别出版的同题专著《巴金小说艺术论》、艾晓明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以及张民权的《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等都堪称严谨之作；巴金早期思想、巴金的美学观，巴金小说的人物形象以及巴金与中外文化等专题，在这20年间都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探究。 但是，在充分肯定近20年巴金研究实质性进展的同时还不能不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工作相对于前10年已明显沉寂，从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总篇数看，90年代不及80年代之一半；就研究著作而言，90年代虽偶有专著出版，但总体水平也未达到或超越前10年。在经历80年代的资料积累和学术拓荒之后，90年代的巴金研究完全有条件迎来一个全面丰收的季节，但它实际上却失去了当年突进的态势，而进入深入前的长时期徘徊。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有关，但也与近年来巴金研究领域自身存在的一些值得审视的现象不无关系。笔者认为，认真地关注和分析下述的这些现象，当是促使巴金研究走出低谷告别徘徊的关键。 2 在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可以见到不同学术观点的热烈讨论与交锋，而在巴金研究领域，这种学术上共同探讨的气氛似乎并未完全形成。50年代末的“巴金作品讨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即使在那时，报刊上仍可见到不同见解的文字，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工作反而出现“冷静”的局面。虽然偶有不同观点见诸报刊，但最终未能形成充分深入讨论的学术气氛。最明显的莫如关于《随想录》的评价问题。先是香港大学中文系几位大学生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入手，对《随想录》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种声音很快就消失在巴金本人及许多巴金作品爱好者的批评之中；后来又有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一文对香港大学生抱同情态度，对《随想录》的艺术价值提出质疑，但立即又引发了陈丹晨、邵燕祥的反驳。和这些现象同存的，是五卷《随想录》出齐时文化界、学术界众口一声的肯定，“溢美之辞”（注：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第191页。）频频出现。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如何评价《随想录》，而在于如何客观地评价一个作家及其创作。对巴金的评价，曾经有过把其“按之入地”的过去，但这并不意味如今的研究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举之上天”。科学的态度应是实事求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注：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不错，在人格上巴金是高尚的，在创作上巴金是勤奋的、热情的、进步的，而且是卓有成就的，他无愧于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称号。就个人感情而言，笔者对巴老也是极其敬重的，但就学术研究而言，笔者则觉得作家应是研究者平等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位文化巨人，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过痛苦与挫折，有着漫长生命历程的文学家。他的思想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他的创作也有过个性的部分迷失，甚至就是早年的《激流三部曲》或晚年的《随想录》，也存在着观念与表现上的发展变化迹象。因此，对巴金及其创作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比匆忙地作出一种笼统的价值评判，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