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曾对人道主义和提出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观点进行过多次批判。无论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理论上往往陷于同一个误区：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混为一谈。讳言人道主义的风气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已扭转过来，但是深入考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仍是一个迫切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鲁迅接受西方人道主义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他说：“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起了变迁，又放弃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改学文学，想传播人道主义以救大多数思想有病的人。”（注：转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1231页。）这里鲁迅述及他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具体时间和启蒙主义的初衷。鲁迅对西方文化一向采取“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创造性选择态度，坚决反对把西方陈旧的东西“举而纳之中国”，因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发生，却有自己的独立品格。 一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产生，一开始就跟反对封建统治和基督教会的进步事业相联系。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论。据说人类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以来就犯下“原始罪孽”而失去天国，人的现世生活永远是赎罪的过程，要想重返天国就得禁欲苦行，因为人类一切肉体的和情感的欲术都是罪恶之源。于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新兴资产阶级针对基督教的神道，提出了人道；针对禁欲主义，肯定了现世的幸福生活。法国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和其它人道主义者强调“天赋人权”，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权是人“按其本性”生来就有的“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1793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是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必须尊重人，爱护人，把人当人看。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和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 鲁迅对人道主义思潮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著中，严厉抨击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对于学术思想、科学事业的压制，歌颂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的“曙光”，高度评价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使“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的历史功绩。他蔑视基督教的“原始罪孽”说，肯定那引诱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魔鬼是真理的传布者，给世人以恩惠。他对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的鼓吹，也分明包含着对反抗专制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 鲁迅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继承人道主义的反封建的进步传统，反对一切非人道的封建暴政和社会罪恶。 封建专制主义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将人不当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昭公七年）说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专制暴政下，社会上等级森严，君权神权二位一体，中国人民身受的奴役和压迫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罕见的。正如鲁迅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注：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不仅毫无改善，反而更加悲惨。“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怒斥段祺瑞政府用大刀步枪虐杀数百名爱国青年的暴行：“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注：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三十年代，鲁迅谴责国民党政府用电刑拷问革命者的罪行：“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同是一电，“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注：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双向审视，鲁迅感叹旧社会不讲人道，兽道横行，“极入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注：鲁迅：《书信·180820致许寿裳》。）他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吃人，被吃”的历史，中国人在“一治一乱”的循环更迭中，“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少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注：鲁迅：《坟·灯下漫笔》。） 鲁迅早年特别重视法国大革命以来尊崇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传统。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与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反对兽道主义提倡人道主义的目标是解放人性。所谓“致人性于全”（注：鲁迅：《坟·科学史教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上的独立不倚，二是自然人性的健全发展，鲁迅要求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的和谐统一。早期他更为是注人的精神生活，强调人对于真理和事物规律性的理性把握。他所瞩望的“精神界之战士”，就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明抬之士”，“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能够洞察世界之大势，评论人类的文明，顽强地坚持真理，反抗舆言俗囿。他当初走上弃医从文之路，就是想借传播人道主义，拯救“思想有病”的人们；后来提出改革国民性的命题，毕生躬行对群众思想启蒙，根本上也还是为了“拔除人性的萧艾，培植人性的芝兰”（茅盾评语）。“五四”前后，他一再强调：“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谓“保存”、“延续”生命，就是肯定人的食欲性欲，即自然生存的权利；所谓“发展”生命，主要表现为培养广博自由、独立自主的人格，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在“人性”问题上，既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又重视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属性，比起早年单纯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有了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