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行各业的分工日趋精细。在社会各行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批判者”的角色。因之，“思考”和“言说”（形之于文字便成为著作）就成了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途径，同时，“思考”和“言说”也是知识分子赖以谋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方式。 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力求无畏地抒发自我的心声，“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思考”和“言说”的动力都来自于对真理的虔信和忠贞。正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所言：“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注：《鲁迅全集》第8卷，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本人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犀利而冷峻无比的“言说”，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强大能量，及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 鲁迅在他的创作中激烈地批判中国国民装模装样的做戏习性，和不敢正视现实、不敢直而人生的劣根性，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传统和自欺欺人的“大团圆”民族审美心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向现代文学艺术家发出倡议：“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直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注：《鲁迅全集》第1卷，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新文场”上的闯将。终其一生，鲁迅都力图真诚地生活，真诚地思考，真诚地“言说”。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存和写作状态：“……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注：《鲁迅全集》第3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是鲁迅真性情的完好写照，也表明鲁迅与虚伪、做作、善于做戏的中国文人传统毅然告别的绝决态度。 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鲁迅却又经常要面对真话与谎言的二难抉择。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我要骗人》一文，声称要借助“骗人”的方式来获得心灵“暂时的平安”。（注：《鲁迅全集》第6卷，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可是，真正的骗子从不把自己的心思公之于众，像鲁迅这样公开亮出“骗人”旗号的实际上倒是真正的老实人。况且“我要骗人”本身就是一句大老实话，它对说谎行为具有双重的破坏和解构作用：其一，言说者一旦宣称“我要骗人”，那么他所说的谎话便不会再有人去相信；其二，“我要骗人”内在地包含了对自身具有颠覆力的涵义——既然你是要骗人的，那么你说“我要骗人”也可能是在说谎，其实，你并不骗什么人。 总之，“我要骗人”这句话充满着矛盾和悖论，它富有象征性概括了鲁迅一生的言说和写作状态，他经常在欲说真话与难以道出真话之间摇摆不定、犹豫彷徨；他的作品因之形成了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晦涩含蓄的语言风格。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时常陷入既不想说谎，又说不了真话的尴尬境地中。 鲁迅视野中的“谎话”与“假话” 首先，鲁迅认识到谎言具有抚慰苦难者心灵的功能。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对此进行了阐释：“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注：《鲁迅全集》第1卷，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发现宗教、哲学等文化形态从终极意义上看，只能起到制造梦境（谎言）、抚慰痛苦的功效。他在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说：“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帮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注：《鲁迅全集》第11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将来”和“死后”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但人们听了牧师或圣人的劝慰后，便往往会忘却现世的苦难，渐渐步入一个虚幻的梦境。在此，鲁迅触及到了宗教、哲学等文化形态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看，一切文化形态都在编织“谎话”，只不过这些“谎话”往往有利于世道人心，有利于缓解人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痛苦罢了。 其次，在对敌斗争中，为了保护自己和团体的利益，说假话和说谎话也是在所难免的。鲁迅在杂文《半夏小集》（五）中从这一特殊的角度，对真话与谎话问题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表现。这段文章由A和B两个人的对话构成：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注：《鲁迅全集》第6卷，5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这段对白中，A和B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在他们对“可靠”这一人的品性有不同的看法，而这实际上涉及的是真话与谎言的问题，A认为一个“可靠”的人对同志、朋友是应该说真话的，但为革命事业着想，对敌人则不妨说假话、说谎话。B则狡辩道：一个“可靠”的人应该对所有人说真话，所以当敌人问他“关于革命的事情”时，他就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