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的著作中多处述及“韧”。从会见友人、教育青年、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的战术战略，鲁迅极其重视的一个原则便是“韧”。柔石曾记录鲁迅对于他进行的做人与战斗的训诲，柔石写道：“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注：柔石《柔石日记》（1929年2月9日），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下），第6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的话体现着自身的“韧”性精神特点。鲁迅本人也自比为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落款："EL"，即英语Elephant（象）的缩写，"ELEF"即德语Elefant（象）的缩写，许广平给鲁迅写信称"B·EL"(Brother Elephant)，意为“象兄”，或称"EL·Dear"意为“亲爱的象”。“林语堂先生似乎有一篇文章写过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注：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海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极为珍贵了。确实，在一个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国度里，在一片文化的沙漠地带，作为一名精神界战士，需要具有象的品格：皮厚，不怕流血，经得起刺激；同时，还能够如象一样强韧地，一步步坚持不懈地向前行进。鲁迅具有这样一种“韧”的人格精神。鲁迅曾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鲁迅在这里颂赞的是一种“韧”的精神品格。30年代，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鲁迅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235-237页。）。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出发，对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鲁迅的韧性精神特点，历来为人所重视。瞿秋白强调“韧”的战斗是鲁迅的主要精神特点（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阿英在30年代说：“鲁迅对中国文坛，中国青年最大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反映在他的创作和杂感里的不断发展的一种苦斗的毫不妥协的精神”（注：阿英《〈鲁迅小品〉序》。），茅盾说：“我们不仅要学习他的斗争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习他那‘韧’的战斗精神”（注：《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其中包含着对鲁迅“韧”性精神特点的经典性揭示。不过，论者多偏重于考察鲁迅韧性精神与革命性的联系，着重论述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硬骨头精神，突出鲁迅作为革命家的一面，而对鲁迅韧性人格精神丰富多样的表现性关注不够，对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本体性阐释也重视不够。 2 “韧”的字面含义有两层，一是持久，一是坚强，忽略任何一个层面都将导致对概念理解的偏颇，同时，两层含义又不能平行放置于同一平面，等同理解，二者各有侧重，而又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层含义侧重于时间维度，第二层含义侧重于力量，力度，前者的实现必然包容着后者，后者又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前者，后者就失去了体现的形式，没有后者，前者也就失去支撑，两层含义紧密关联，共同说明着“韧”的内涵。鲁迅曾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这里强调了“韧”的第一层含义。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指出：“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4页。），这里，鲁迅兼顾强调了“韧”的两层含义。鲁迅曾告诫青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90页。），很明显，鲁迅在这里注意到了“韧”的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上述“韧”的两个层面的意义构成，体现着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两种基本走向，认识鲁迅的韧性精神，就必须剖析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构成。 鲁迅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伟人，他的文学事业追求，生命哲学建构，文化思想体系的确立，韧的战斗精神的形成都可以作为对“韧”的第一个层面的说明。鲁迅之所以成为“存在”着的鲁迅，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渐进的然而是充满痛苦与心神罹难及灵肉折磨的灵魂探险过程才得以完成的。如果我们选择主体心灵作为立足点来审视鲁迅韧性人格走向，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照，向外，是不妥协地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长期地苦心执著于从事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改造事业的启蒙工作，培植实现民族精神改造的文化构想的物质力量，为此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文字，而且，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鲁迅始终一贯地保持了坚定卓绝的人格节操；向内，是不断的审问自我，批判自我，在批判与否定旧我中向前迈进。 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韧长”层面与韧的另一层面“坚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要关注一下鲁迅晚年的境况，我们就会清晰地认识鲁迅韧性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晚年鲁迅的身心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鲁迅在许多书信中真实披露了这种情形。鲁迅不仅要面对公开的敌人，而且还要防备友军或自己队伍中射来的暗箭或子弹，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伤心，肺腑之言流于笔端，“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6页。）。鲁迅身处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606页。）可以推断，晚年鲁迅的心境是悲愤苍凉的，“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6页。）。这是就社会环境导致的鲁迅心态而言。从家庭生活环境来看，家室之累亦使鲁迅不堪重负，心情常常处于烦躁中。鲁迅给友人的书信写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89页。）1935年3月致萧军信又写道，“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86页。）。这些文字透露出家族负累给鲁迅带来的苦恼。鲁迅晚年负担家族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版税收入，在给李小峰的信里鲁迅多次提到支取版税的事。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也说到，“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6页。）。这样就使鲁迅常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他说：“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7页。）超负荷的运转间杂着心灵的困扰与烦躁，鲁迅晚年身体状况自然日渐损坏。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晚年的书信，将会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鲁迅的心态衰老了。鲁迅写道：“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消极了，退却了，而是表明鲁迅对自我认识的进一步全面化，这种心态也并不构成晚年鲁迅心理的主导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