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应时代精灵的呼唤，以前所未有的狂放姿态迅猛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由于诸种原因，纪实文学也存在着一些困扰并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对此，本文拟从五个方面略陈管见。 一、文体特征的矛盾与作家的两难选择 纪实文学属于叙事文学。纪实，强调“写真”；文学（主要指叙事文学），强调“虚构”。纪实与虚构本来是矛盾的，却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文学新门类。这便使纪实文学一产生就带着悖论的性质。纪实之“实”与文学之“虚”各受其律动法则的影响和制约，这不能不使纪实文学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上稍有不慎便陷于不谐和的尴尬困境。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空前发展，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乃至同类各学科综合性开发研究局面的日益形成，纪实文学兼容的综合性的文体特征便愈加增长，并明显地暴露出诸多文体特征难于融合的矛盾性。这就给研究和把握纪实文学的文体特征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诸如： (1)纪实文学的虚构与写真的矛盾。人们常说：没有虚构和幻想就没有艺术。我们考察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在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生活经验之后开始进行艺术创造时，他们总是大胆地运用虚构与幻想的方式进行艺术概括，经过典型化的过程，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象。可见，没有虚构与幻想，文学名著便不复存在，文学殿堂便为之倾覆。 然而，按照通常的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要求，虚构和幻想是根本不允许的。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的纪实文学定义是“以证件、文献材料为基础，通过其全部详细的事实写成的科学——艺术散文类作品，是对文献材料的内容进行组合、选择式自由的叙述。”（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九卷，第208页，莫斯科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8年出版。）看来强调对真实生活和文献资料的艺术剪接和加工，是国内外纪实文学创作的惯例。我国作家刘心武在《文学的腿功》（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比较纪实小说与传统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指出：“一般小说是去了解一百件事后，加以融会提炼，写出第一百零一件事来。纪实小说是在了解了一百件事手，从中选出一件最值得写的事来展现。如果在了解了一百件事后仍感到没有值得写的，那就再去了解，直到发现有一件值得移于纸上的事为止。”可见纪实小说作家在求真上是殚精竭虑，着力于从原汁原味的生活表现中提炼出深刻的生活哲理，艺术地反映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但是，纪实文学不应该是简单地影印生活或自然主义的实录，而应是渗透了作家审美经验的艺术创造。事实上，作为一种受欢迎的文学样式，仅局限在对真人真事的选择和对现存资料的剪辑上，是无法完全实现其文学功能的。在这里，事件与资料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左右着作品成就的高下。如李复威在《关于纪实小说的思考》（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里论证的那样：“这样的小说，不便于进行深广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创造。它们能够揭示和反映客体的浅层本质，而要升华到高层次的艺术事实上，无疑是有天然的障碍的。”这样，倘以过于苛刻的真实性原则束缚了作家的手脚，也就给纪实文学的生存限定了过于狭窄的空间。 鉴于这种情形，国外有些学者直接把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归类到现实主义的新体式中，没有把纪实文学限定在完全真实的死框子里。目前，我国也有纪实现实主义的提法。 这种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的不相符，正体现了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矛盾性。如果允许虚构和幻想，纪实文学将何以安身立命？倘一点也不允许，纪实文学又何以红杏出墙？假若把纪实文学纳入现实主义轨道，岂不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到底如何处理好纪实文学中虚构与写真的矛盾，的确需要冷静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不懈的创作实践。 (2)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渗透的矛盾。基于真实性原则，纪实文学特别强调作品的口述笔录式的客观公正的报道方式。无论是新闻报道的小说化倾向，还是小说创作的新闻报道化倾向，都以客观报道方式，竭力标榜作品的原汁原味。尤其7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的发达使不少作家在采访中广泛使用了录音设备，一种口述实录的所谓“超纪实小说”出笼了。如劳伦斯·桑德斯的《安德逊录音带》、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以及我们熟悉的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等，都是以一种似乎完全客观的方式来表现作品内容的。作家蒋子龙在谈论自己的纪实作品《长发男儿》时也宣称：“为什么在小说中端出裴艳玲的真名实姓呢？我的回答是：只能如此。否则就写不出这种味儿！如果我虚构一个女武生，没有人会相信，‘瞎编’这顶帽子是脱不掉的。生活的真实性和离奇性比作者所能创造的有意思十倍。天才人物的本身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天才创造，任何杜撰在这样的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虚假和拙劣。”（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表面看，纪实文学作品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描述，但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大多数作家为了加强作品的可读性而在对原始素材的取舍、编排和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大动手脚，甚至对基本事实的“艺术处理”也是如此。这自然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意识、创作倾向和意图。所以，纪实文学的纯客观报道是不会真正存在的。如苏联文艺家阿纳尔所说：“纪实并不是真实性的保障，更不是避免粉饰现实的灵丹妙药，因为事实也可能被任意扭曲、解释和变形。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使文献成为小说的内容，确切地说，他们对长篇小说在纪实和纯虚构的结合部进行探索。”（注：转引自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2期。）我们认为纪实文学作品的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意识的渗透的确存在着矛盾。但关键是以怎样的科学观公正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注入作家深邃的历史目光和深沉而冷静的情思。这样，纪实文学作品在表现作家的创作倾向时，同样需要避免恩格斯指出的那种不恰当地把作家的创作倾向硬塞给读者的作法，应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要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问题。有不少纪实文学作品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层暴露与展示，缺乏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把握与剖析，揭示不出背后深藏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也难以给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和思索。所以，如何处理好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主观渗透的矛盾，也是纪实文学提高创作质量需要认真克服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