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并没有把解放区诗歌群体当作诗歌流派看待，虽有人把“晋察冀诗人群”当作一个诗歌流派，但晋察冀诗人群也只是解放区诗歌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分别出去，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应当说，解放区诗歌群体是一个具有很多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可以视为一个诗歌流派——延安诗派。把它视为一个诗歌流派，不但依据了当时的诗坛实际情况，而且从流派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把握解放区诗歌的总体面貌和本质特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延安诗派”之说，并为之正名。 一、以政治使命为纽带的诗歌群体 所谓延安诗派，并不是一个纯地域性的诗歌群体，而是一个诗歌流派。它包括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及由此不断向四面推进的解放区的诗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工农密切结合的新型的诗歌群体。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解放区的中心，是领导革命斗争的圣地，也是解放区诗歌的根据地，延安诗群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歌队伍，并且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诗歌浪潮。延安诗歌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着整个解放区的诗歌运动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解放区的诗歌运动是从延安起步的，并且一直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以把解放区诗歌群体称为延安诗派是比较恰当的。 延安诗派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群体，大家在心灵上息息相通，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几乎都是从战斗走向诗坛的。在诗歌目标的追求上基本一致，在美学观点上互相渗透，以及影响较大的代表诗人（如艾青、田间、柯仲平、钱丹辉、曼晴、陈辉、公木、严辰、何其芳、方冰、李季等）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性，从而在解放区形成一条充满战斗力的生气勃勃的诗歌战线，演化出旗展鼓鸣的诗歌大合唱。因此有理由把延安诗群视为一个诗歌整体，一个诗歌流派或准流派。 延安诗派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太行山区等地，这些地区的诗歌队伍虽有流动，但相对比较稳定，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也主要在这些地区开展得更火热一些。在这些地区，曾建立了延安诗歌总会、战歌社、山脉诗社、铁流社、战地社、晋察冀边区诗会、太行诗歌社、潮海诗歌社等诗歌团体，先后出版了《诗建设》、《新诗歌》、《山脉诗歌》、《诗战线》、《诗刊》、《街头诗》、《诗》、《太行诗歌》、《诗风》、《新世纪诗歌》、《边区诗歌》等油印或铅印的纯诗歌刊物。活跃于陕甘宁边区的诗人主要有：艾青、柯仲平、光未然、何其芳、萧三、严辰、鲁藜、严文井、公木、刘御、林山、吕剑、贺敬之、郭小川、朱子奇、李季、闻捷、戈壁舟、李冰等；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诗人主要有：田间、李雷、钱丹辉、曼晴、邵子南、方冰、史轮、魏巍、陈辉、林采、孙犁等；活跃于太行山区的诗人主要有：高鲁、叶枫、冈夫、袁勃、高咏、柯岗、阮章竞等。这些诗人大都工作在解放区各级党政、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其中又以报刊编辑记者为最多，成绩最为突出，他们长期活跃在对敌斗争的前线，生活在乡村中，既熟悉具体的战地生活，又了解整个民族的以及国际上的反法西斯进程，既有丰富的生活感受和积累，又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还有活跃于八路军、解放军中的一批诗人，他们熟悉军队、熟悉战士，虽然很多人写诗是偶尔为之，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的熏陶，也有不少人的创作量大、质高，成为著名的诗人，如流笳、陈陇、雷烨、商展思、胡可、天蓝等。延安诗人当时的写诗热情是十分高昂的。魏巍后来回忆说：“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抒情诗、长诗、小叙事诗、街头诗，都是大量产生。尽管战争频繁，生活艰苦苦，有时连桌子、凳子都没有，肚子也不太饱，可是写诗的劲头倒足得很，简直是充满了诗的灵感，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使人精神振奋。”（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这可说道出了当时延安诗人的创作景况。他们“当时都有军事、行政、文化方面的本职工作，又在艰苦而快乐的本职工作中激发着诗的灵感，写下数不清的异彩纷呈的诗作，组成边区革命战争的气势磅礴的交响诗”（注：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4-115、83页。），由此支撑起一个独特的光辉灿烂的诗歌空间。 延安诗人努力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自觉地服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明确为根据地人民而创作。他们个个既是战斗者，又是诗人，诗，是他们的生命，也是他们服务人民的工具。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魏巍回忆当时的创作心态时说：“愈是政治热情饱满的时期，也愈是生活美丽的时期，也就愈是诗的时期。”（注：魏巍：《黎明风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人既是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战士，那么诗人所创作的诗就应是战斗的武器，这种观念成为延安诗人诗歌美学思想的核心。正因为这样，延安诗人的创作，一般来说，政治意义是大于艺术意义的，或者说，在这短兵相接的时刻，诗人的创作并不是纯艺术的，而是同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选择联系在一起的，陈辉可说是延安诗人的典型代表。为了斗争的需要，他写过简短有力的“墙头诗”和“传单诗”，他把对敌人饱含仇恨的诗篇油印成传单，散发到与敌人厮杀着的战场上。其实，延安诗派的诗人都同陈辉一样，始终是以完成政治使命为目标的，他们的诗歌创作，始终是与革命武装斗争结合着的，与群众结合着的，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结合着的，它是作为革命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延安诗人都心向革命，心向党，团结一致，朝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前进。诗人之间、社团之间，没有门户之见，相互关怀，相互支持，坦诚磋商诗艺，那真是一种可称之为战友的情谊。柯仲平有一首诗正表达了这一意向：“啊同志们！我们有／一致的方向，／一致的主张／我们的团结，／像五个指头，／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个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告同志》）这一批诗人大多是与解放区的新政权一起诞生、成长的，其诗歌的总体美学特征，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的。他们与现实和新政权处于协调一致的状态中，他们以一个战斗者、建设者、主人翁的态度主动参与生活，以新的世界观去面对世界，从而在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现实、诗人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中国40年代的延安时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歌时代，活跃的诗坛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凭其强大的群体创作实力向社会塑造了一个无可争辩的“诗坛生力军”的光辉形象，并由此孕生了一大批影响当世乃至以后的杰出青年诗人。 二、诗的主旋律：英雄的诗与人民的诗 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诗魂和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延安诗派的共同的、也是最为显著的流派特色。 当着祖国和人民正蒙受着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极大灾难和屈辱，当着一场生与死、荣与辱、铁与血的殊死大搏斗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与人民一道投入斗争，“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进诗里”。所以在开展于敌人后方的中国解放区诗歌中，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其中包括反对日本侵略者，宣传歌颂救亡图存，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投降罪行，揭露、打击黑暗，以及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思考等。正如当时诗人魏巍所写的：“在这苦战的年代，你应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诗，游击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