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是一道亮丽的景观。其间，许多“新话题”尤为诱人。“新话题”或以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引人关注；或以不同观点的争论催人思索；并几乎都成为热门话题。“新话题”很多，现择其二三谈谈我个人的陋见。 之一：关于“超性别写作” 大多数女作家一直操持着“超性别写作”，这是显见的。 然而，90年代以来，它果然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女性文学批评界，一派认为，女性写作是女作家的性别写作，主要是她们的“私人化”写作和躯体写作等；至于提出超性别意识、超性别写作，无外乎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它并非为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一派认为，女作家应以人为本，女作家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生命体验是当然的事情，但不宜搞什么性别中心主义，偏执于“性别”；女性文学不宜排斥“超性别意识”、“超性别写作”，以致陷于狭隘境地。两种不同意见虽尚未形成明晰界限，但歧义是客观存在的。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但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的“私人化”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我不赞同有些批评家把“女性写作”局限于此，并称其为女性文化核心、女性文学成熟标志的提法。我以为女性文学应重视男女的“差异性”、突现女性视野，然而不宜由此而走向极端或以偏概全。当今，女性文学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多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把本来已属中国女性文学的宏大叙事、历史记忆、时代精神统统都让位出来，蜷缩到“边缘”去呢？女性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其突出“性别”，是为了激起我们改善女性生存境况、全面实现女性自我的勇气和悟性。“性别”假如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一种困惑、一种负担的话，那么，女性文学有责任去化解它、冲击它，以求实质性男女平等社会的早日到来，以求获取属于女性自己的权利。假如说，女性文学的挑战性，在于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话，那么她就应该拿出女性自己对整个人类的思考来，作出自己对整个时代的感应来，而不宜后退到“边缘”去局限自身。真正的女性视野是广博而深远的。 去年秋日，我曾梳理过新时期一部分著名女作家的“女性观”，以及她们对“女性写作”的看法。结果，我欣喜地发现她们几乎都认为“女人首先是人”，都不排斥“超性别写作”。她们一方面自尊自爱，“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己任（见斯妤《作为另类》），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见迟子建《地地道道的女人》），显得大气、大度和大方。另一方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见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入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见翟永明《超越界说》）。看来，绝大多数女作家都不愿过分陷于“性别”。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见《女作家的自我》）。 90年代女性文学的特征在于它的多元性。要使多元化局面顺利发展下去，必有赖于现存多视角（包括女性视角、超性别视角、中性视角等）的延伸与发展，必有赖于中外文化的进一步撞击。 之二：女人的大散文和小散文 90年代中、后期，“小女人散文”曾作为“大众文化”类文字，充斥于晚报副刊与女性期刊。目前，它虽已走向低潮不再走俏，但这种带有性别歧视的用语，可实在不宜继续了。 想当初，“小女人”称谓由南到北风靡于媒体，有的制作者也竟以“小女人”自诩，颇为得意；“小女人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不少女人梳妆台上的消闲之物。在消费社会，女人既是文化消费的承担者，又常是消费文化的制造者。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不是有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从阅读《妇女闲话报》《淑女周刊》开始，后来自制起文化消费品自娱自慰、以写作为“时髦消遣”吗？今天，我们一些知识女性抒写一些以感性见长的生活散文；敷衍一些小事情、小回忆，抒发一些小感受、小忧伤，流露一些小情调、小思索，虽不完全类同于18世纪英国淑女们的文化行为，但其中一部分离不开厨房、卧室、电话、奶瓶的文字，到底是脱不开“文化快餐”的干系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被列入“小女人散文”的作品，虽然某些出自作者心坎的情语、隽语，可属文学作品，但其绝大多数文字，乏于文学要素与内涵，难以进行审美鉴赏，是不宜列入文学范畴的。正如老作家艾煊所言，对漂浮在商潮上的散文，可用“仿散文，拟似散文，或非文学散文”等称谓冠之。 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妇女运动就一直以铸造女性“大魂”为要，将“大魂”作为女性肩负民族重任、进行女性自我文化重塑的目标。辛亥革命时期，《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刊或号召妇女“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或呼唤“伟哉女权！伟哉大魂！”。新中国提出“妇女顶半边天”的口号，为世界各国妇女所赞许。至于本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同样呼应这“从伟”“从大”的女权观念，广大女作家步尘秋瑾的壮怀豪情，自有一番大女子的气魄、气度和作派。当然，话说回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文化的缘故，中国女性文学确实长时期地被淡化、乃至失落了女性性征，“小女儿情态”则被视为“小资调”而遭贬薄。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中，柔婉可爱的“小女儿情态”的重新浮起，对调整过去某些缺乏自然是有益的。只是，一些女作者自甘于“小女人”称谓，在呈现“小女儿情态”时，又过于“自恋”或“自轻”。对此我感到，为继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女权传统，为更好地进行女性自我的文化重塑，现在是大力提倡和褒扬女人大散文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