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期；有了这个现代先导期的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速发展。 20世纪初近20年，政治上由满清王朝到民国初年激烈动荡，没有实现文化的根本革命，但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已被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激烈地撞击着，社会发生着巨大的震荡，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开始了现代化的蜕变。现代文化机制逐步建立，自由知识分子成了独立的社会成份，并由维新走向了革命，文学的政治改良与变革的工具化意识或保持独立审美价值的意识前所未有地进入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西方文学作品进入了普通人的阅读视野，各种文体的革命使中国文学获得了现代化的出发点，文学的观念更新了，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一、现代化先导期的起点与文化背景 上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在1898年前后产生了，以这一时刻作为文学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自然是合理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对民族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严复翻译的几部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天演论》把进化论思想介绍给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民族命运，由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被淘汰的民族危机，于是有了强烈变革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自觉，有了对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逐步导致了“五四”文化上的根本变革。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其影响大致有：第一，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还是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中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的10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了。梁启超在1901年就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10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一种）。（注：据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销场，刺激着文学的发展。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褪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第二，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注：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为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个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第三，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首先实现。1905年废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成形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树人兄弟即是代表。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基础上，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朝廷的策论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文学接受者的队伍随着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场机制的调节，文学接受者也唯新是鹜，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变更。 二、先导期文学观念的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先导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应归梁启超。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均由梁启超提出。和他同时的有识者又提倡言文合一，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他的文学观念都服从于“新民”的目的，而王国维则说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强调“文学自己之价值”。相对完整的现代文学观念却是由周树人兄弟提出的。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在1899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而当得哥伦布资格的诗人，“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他评价谭嗣同“其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还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宏远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之二”、“之三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十二》《新大陆游记·附录二》。）他所说的新意境，就是“理想深邃闳远”；新语句则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是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揭示“诗界革命”的旗帜，是以诗评家的身份出现的，其保留诗歌旧形式的革命终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在1868年的《杂感》中，他就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诗句，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