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正逐渐沦为一部编年史，统摄这部编年史的内在理念是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理念自身可能涵容着矛盾、悖论、差异等复杂的因素，但借助现代性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却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文学史的内在景观，文学史家也总想为文学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每一种研究都想把握到某种本质，概括出某种规律，每一种研究视野都太有整合能力。但是复杂化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史的原初景观就轻而易举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写到：“尽管编年表把规则加于永恒，但它却不能把异质性的可疑的片断从中剔除出去。”总有一些难以整合的经验碎片，一些彼此冲突矛盾的现象存在于文学史中，而这碎片化的，冲突的，悖论式的图景恰恰是文学史的原初景观。文学史研究正应该回到文学的原初景观中去，直面文学史的复杂的经验世界，直面原初的生存境遇。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尚远远没有穷尽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经验世界以及文学景观的复杂性。因此，反思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对于重新回到经验历史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如汪晖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历史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笼罩的历史，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或坚持，都是以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的。因此，在讨论中国的现代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注：《汪晖自选集》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如果说，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个领域可以逃逸出这种整合的普覆性的话，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的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 一旦重新面对原初的文学史语境，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化图景就被打破了。异质性和差异性上升到文学史的前景中来。而其中最难以整合的是审美的领域。本文的写作即试图思索几个小问题，以期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域与现代性问题的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还原中国现代文学中审美主义的固有的复杂景观。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体系中一直隐含着“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模式。这种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含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之上”（注：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从而在价值判断上体现为新与旧的鲜明的分野。现代性的理念为历史理性注入了价值论的依据，因此，那些无法纳入革新、进步、未来范畴的事物，都可能因其保守、落后、垂死而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被历史的记忆所淡忘。这种新与旧分野的价值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审美主义立场。线性的价值准则从而导致了单一的审美判断和取向。我们很难看到那种新与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也很难看到超越于传统—现代之外的更具兼容性的审美视角。这种单一的审美认同趋向尤其体现在现代作家对一些审美范畴的态度上。文学天生就具有某种感伤、颓废、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禀性，文学艺术的更本原的更根本和更持久的魅力可能恰恰隐含在这些范畴中。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上述范畴更能体现人性的渴望和深度。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上述范畴却表现出负面的价值，是进步的作家需要小心翼翼绕开的，是“落后”的作家需要百般自我申辩和自我批判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缺乏艺术性，其实缺乏的可能是对生存经验的复杂化观照以及对审美体验的丰富性的传达。单一的美感内涵可能是现代文学艺术的最致命的缺失。 在上述视野中，有研究者重新发现了沈从文的小说《新与旧》的价值所在。《新与旧》的上下两部分的开头都有“编年史”式的时间标示（“光绪某年”与“民国十八年”），两个时间标识毫无疑问具有一种寓言性，暗示着“传统”与“现代”的界分。尤其是后一个时间近乎于作者写作的当下时间，直接表征着小说题旨中所谓“新”的一维。然而，当沈从文把这两个时间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中之后，所生成的总体意图却发生了偏转，新与旧的对垒被打破了，两者间的本来鲜明的界分变得模糊了，“‘新’并不是与‘旧’截然对立，‘旧’的渗入搀杂，与‘新’招牌‘旧’货色，倒是更为普遍的；因而，历史不是直线进化，‘新’不如‘旧’的历史倒退（迂回）是经常发生的。”（注：钱理群《〈新与旧〉里的历史、哲学与心理》，载《沈从文名著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上看，所谓新与旧的价值内涵在沈从文这里也趋于消解，用沈从文所习用的语汇来说，即“常”中有“变”，“变”中寓“常”，常与变打成一片，不再有绝对的价值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