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前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以社会学的方法为主，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成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的翻版。倘若说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使我们认识到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区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大都为外部研究的话；那么，1985年前后对诸多西方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学习，使我们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我们文学研究的方法。从方法论的视角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开国内文学研究方法的风气之先，新批评、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叙事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先后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用，虽然这种对于研究方法的热情和实验存在着囫囵吞枣简单模仿的不足，但却拓开了国内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除此而外，以文化学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不仅探析现代文学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研究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梳理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诸如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道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等。本文拟从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出发，谈谈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一 闻一多在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时，指出了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第二次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他说：“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闻一多认为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由扎根而开花了”，而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正继续着“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发展”。（注：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宗教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它和文学在历史源起、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它们各自的特性和关系，它们之间又互为影响，宗教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由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就成为解开西方文学的巨大的密码。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由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强大势力，基督教在中国漫长而坎坷的传教过程中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定，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育婴堂、救济所等，扩大了教会的影响与势力。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许多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地山、冰心、庐隐、老舍、苏雪林等曾先后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冰心、张资平、郁达夫、庐隐、萧乾等都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曹禺等曾十分喜爱阅读《圣经》，这些都使中国现代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学先驱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否定的决绝态度中，以窃得西方的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精神，使基督教文化也成为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崇尚耶稣基督的伟大人格、推崇基督教文化中的人道精神，一时成为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虔心追求。这使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流溢着十分浓郁的基督教色彩，也使我们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可能。翻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在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见到基督教的色彩和影响：鲁迅的《复仇（其二）》，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旧约与恋爱诗》，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的《基督教与中国》，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茅盾的《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王统照的《微笑》、《十五年后》、《相识者》，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相片》、《我的学生》，庐隐的《余泪》、《女人的心》、《何处是归程》，苏雪林的《棘心》、《绿天》，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上帝的儿女们》、《约檀河之水》、《约伯之泪》，郭沫若的《落叶》、《双簧》、《圣者》，郁达夫的《南迁》、《迷羊》，老舍的《二马》、《正红旗下》、《老张的哲学》，萧乾的《皈依》、《昙》、《鹏程》、《参商》，巴金的《新生》、《田惠世》，曹禺的《雷雨》、《日出》，滕固的《石像的复活》、《二人之间》、《少年宣教师的秘密》，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彼岸》、《时与光》，张晓风的《我是一棵树》、《如果你有一首歌》、《小小的烛光》，北村的《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孙权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列出诸多的作家：田汉、林语堂、沈从文、冯至、石评梅、徐志摩、陈梦家、胡也频、陆志韦、叶灵凤、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艾青、欧阳山、陈映真、张系国、七等生、史铁生……在他们的创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有关基督教的内容。综观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与基督教相关的作家与作品甚多，这使我们展开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题的研究有着坚实的基础。 朱维之写于40年代初的《基督教与文学》被人誉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中的第一部参考书”（注：刘廷芳：《基督教与文学·序》，《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第5页。），该著从耶稣与文学、圣经与文学、圣歌与文学、祈祷与文学、说教与文学的角度，分别阐述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还从诗歌散文与基督教、小说戏剧与基督教的视角，分析基督教与文学的关联，谈散文时点到谢冰心、许地山、苏雪林、张若谷、周作人；谈小说时说到苏雪林、老舍、张资平、滕固、郁达夫、胡也频、朱雯、巴金等。朱维之是最早将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与基督教联系起来思考研究的，虽然他只是在详尽地阐述了外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后，简略地提到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关联，但朱维之却有着勿容置疑的开拓者之功。在朱维之撰成《基督教与文学》40年以后，美国学者罗宾逊(Lewis Robinson)开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基督教”的课题，出版了《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罗宾逊认为：“中国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参照耶稣的行为标准来指出基督教行为的矛盾，并进而指出基督教自身的矛盾。这一创作方法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对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注：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导言》。）罗宾逊的著作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细致地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该著独到的学术视角、细致入微的分析、客观公允的评价，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也激起了人们对此课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此后，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杨剑龙、王本朝、马佳、王学富等也都先后开始关注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论文，马佳出版了《十字架下的徘徊》一著，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也即将出版。该著择取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15位作家为研究对象，分别梳理他们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研究他们创作中所蕴涵的基督教色彩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