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井水处即有金庸”，这一句话，既诗意地道出了金庸在华人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侠小说在华语文学圈内受欢迎的程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金庸所取得的成就显然是与武侠小说这一特殊文类须臾不可分割开来。 武侠小说在中国的新变、发展和普及，是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衍化史上最为瑰丽壮观的一幕。尽管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即使撇开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以及他所标举的游侠精神不计，从唐传奇《聂隐娘传》算起，迄今也有1200年的历史。但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来看，真正对其文类产生革命性转换的还是本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更是达到了鼎盛期。在至今为止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武侠文类发展之声势蔚为壮观，无疑已成为了中国人精神文化消费的主要食粮之一，而且还产生了诸如平江不肖生、王度庐、郑证因、还珠楼主、朱贞木、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十来个人们公认的大师级的武侠小说作家。当然，无可争议的，金庸又是他们当中最卓然不群的一位。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他的成就恐怕都要高出其前辈或侪辈的一个档次以上。 除却无可模仿的天才因素，我们认为，金庸的创作并非无迹可寻。这其中，最具规律性也是最具文学意义的，便是在创作武侠小说这种消费性很强的通俗文学的时候，他并不抱着随意而为的创作态度，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时时注意将鲜活的创造精神灌注其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并拓宽武侠文类固有的思想艺术潜能，使自己的作品境界自大，不落俗套。金庸所以成为一个时代武侠文类毋庸置疑的领袖，他所创造的武侠神话世界所以如此令人心迷神往，其境界数十年来无一人可以与之匹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其奥秘主要也就在于此。 以下，我们试就精神内涵、生存方式和艺术叙事三个方面对金庸的有关武侠文类的贡献作一番粗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再拟对金庸之后的“后金庸”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敬祈金庸及有关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一、精神内涵：现代人文的价值重组与内在生命质量的追求 武侠小说精神内涵的本质是“揄扬勇侠，赞美粗豪”（鲁迅语），追求适性自恣、狂放不羁的潇洒人生，表达人们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热切愿望。借助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它一般由技击崇拜、侠客崇拜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侠客情感理想模式崇拜的三个基本支撑点所构成。从司马迁《史记》中“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游侠，到唐宋传奇、元明清小说中名目繁多的匡正扶弱的侠客，我们都不难目睹其精神内韵。这里有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忠君报国思想，也有来自民间的要求伸张正义的声音，还有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介入。可以说是三种思想的矛盾复合，精神内涵相当庞杂。至晚近，由于主客观诸因素的作用，武侠小说这种自由不拘的精神内涵反倒逐渐萎顿，主人公从啸傲江湖、替天行道堕落为依附名臣大官的“御猫”式的奴才，丧失了个人意志和独立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就是“终必为一大僚隶卒。”这一精神畸变，分析起来，原因当然比较复杂，简单地斥之为“奴才文学”恐不尽妥当，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个性思想的严重缺失。正因此，它才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进步人士的批评，并直接招致了武侠文类的整体下滑。故如何在内在精神涵量上进行提升，就成了振兴武侠小说的关捩所在。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就在于得益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的时代精神，以此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旧武侠文类中的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体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具体表现，可作如下两点概括。 首先，是传统“良”“暴”二元命题的现代判立。 自古以来的武侠小说，都可千篇一律地纳入“除暴安良”的主题模式之中。不过，同样是“除暴安良”，彼此的精神指向是大有区别的。唐宋时的武侠小说将“除暴安良”定位为在江湖行侠仗义，主人公一俟锄除人间不平事后即飘然远逝，隐匿江湖，清代侠义小说却把“除暴安良”的立足点移向了朝廷，侠客如黄天霸之类的一系列侠举，是为了博得统治阶级的封赐。民国后的作家，由于受民主观念的熏陶影响，其“除暴安良”又复由将价值取向从朝廷下移到江湖。这样做不只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来“总领一切豪俊”，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以及武侠文类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金庸的“除暴安良”当然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将侠客救民于水火的功能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动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并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复仇和江湖争霸。这一点，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借郭靖教育义侄杨过一番话已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他的众多的作品，除少数如《侠客行》、《白马啸西风》外，所竭心尽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意向。“除暴安良”往往有二种视角：一种是民间的视角，人民作为独特的个体无力抗暴，于是希望有侠出来为民除害，声张正义；一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不能容忍邪恶势力过分放纵，于是也就有了为国除害、拯救社稷的问题。金庸的“除暴安良”显然立足于民本立场而又有所超越，它已融进了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有着真挚的同情之心，所以较之现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不仅显得境界开阔，大气磅礴，而且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也格外细腻、曲折而富有意趣。 但这仅仅是金庸小说“除暴安良”的一个方面，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是它内中寓含的那份执着的个性、独立的思想，作者并不因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而漠视个体的重要。比如说杨过吧，作者在描写他类型化了的“神雕大侠”的同时，就始终没忘他身上自幼培养的心理：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如欺师叛祖地做了古墓派的传人，公然对抗礼教大防，要娶师父小龙女为妻，等等，等等，并且在字里行间，还赋予自己深切的同情和尊敬。不仅是杨过，其他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侠客行》中的石破天、《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等。几乎所有的大侠包括不顾一切地为朝廷效力的郭靖等人，他们个个以铲暴除奸、拯世济难为己任，见到恶势力总是义愤填膺地拔刀相搏，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精神气质既是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所使然，同时更是他们独立人格和率真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小说中写出了这一点，凸显“除暴安良”命题与宣扬武侠文类固有的自由不羁精神便达到了完满的一致。个人主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个老话题，古往今来说法多矣。理论地讲，它们彼此不应是单向度的，而应在双向互动的交融中求得统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人论”观吧。金庸对此所表现出来的“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的思想，反映了现代人尤其现代中国人的“人”的意识。因此，这就使其作品中的有关“除暴安良”描写在观念的先进性上较之一般雅文学虽慢了“半拍”，但却与整个20世纪的时代主潮基本保持一种“随大流”的状态，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